一、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 亚太各国由于历史、地缘与文化因素，向来都与中国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随着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似乎为许多国家带来研究中国的动机。近代中国的研究在许多亚太国家都引起回响，不同的国家、学者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对于“中国是什么”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早先黑格尔“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以及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防腐的木乃伊”(embalmed mummy)的负面印象，①也随着近年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增加，而有愈来愈多倾向正面的转变。 20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也兴起了众所瞩目的中国热，许多学者开始专门研究“中国”，出版的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后改为The China Journal)，是国际上最受欢迎的中国研究期刊之一。然而，仍有澳大利亚的领导阶层感觉，中国迄今还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底，炙热中的澳洲的中国学与澳洲对中国的不确定感，至今没有充分的整理与介绍。则探讨澳洲中国学专家自己的知识成长经验，自为增进我们对于澳洲的中国认识所不可或缺的起点。澳洲有没有与其它中国研究社群不同的问题意识，其中国学的参照点是否因为澳洲的历史与地理环境、澳洲与中国的关系、澳洲知识界自身的判断抉择等等因素，而发展出具有特色的内涵？这些问题的探究是充分理解澳洲、澳洲中国学、澳中关系与中国的重要任务。 本篇以下选择澳洲中国学专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作为窥视澳洲中国学视野的一个起点，选择费约翰并不是认为他代表了澳洲中国学，而是因为他在澳洲中国学界很醒目，著作受到重视，且在国际中国学界很活跃，并跨足学界与实务界。有兴趣的读者大可选择其它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学家，比如在澳洲自身关切少数民族的背景下专研中国民族问题的Colin Mackerras、从美国移民到澳洲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范乃思(Peter Van Ness)、主张中国应该像一块如欧洲或澳洲大陆那样分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来研究的David Goodman、在澳洲出身成长后移往印度主持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所的Patricia Uberoi。这些许许多多在澳洲中国学界发展的人物，他们各自的成长经历共同构成世界中国学里的澳洲特性。 费约翰身为新一代重要的澳洲中国学者，近年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愈来愈高。②他不仅对于中国的文化、伦理、文学、历史、政治有着深刻了解，也在2002年为澳洲全国亚洲研究协会编撰《最大化澳洲的亚洲知识》，③其中提到许多当前亚洲的主要结构、发生的现象、主要趋势等，并提倡澳洲人民多加理解亚洲。因此，他对于澳洲的中国学与澳洲的自我认识及自我期许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已经有所思考，则从费约翰的中国学研究管窥澳洲的中国认识，似乎展现一种澳洲中心的中国学，自有其正当性。 二、历史背景 澳洲的现代历史大约起源于1788年。从一开始，“脆弱性”(Vulnerability)便成为澳洲面对世界的一种主要态度。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脆弱性”一方面来自于害怕海外攻击的可能性，一方面来自于其人口的稀少薄弱，再加上澳洲的地缘位置远离欧洲大陆，因此无法避免亚洲的影响力，同时也产生澳洲对于亚洲的焦虑感。亚洲的人口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更让澳洲想象出亚洲对其觊觎的恐惧感。如今这种根植于历史上的“脆弱性”尽管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但似乎继续深植于当前澳洲的对外态度与外交政策上。④ 尽管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但在21世纪到来后，由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区域大国的澳大利亚意识到需要更加了解中国，不仅如此，澳洲作家开始对自己做出某些反省，包括思考澳洲的“脆弱性”是否过于夸大了，对于共产主义的扩张是否过于恐惧，对于西方的价值是否过于高估了。因此，澳洲以往对于中国的冷漠态度出现了转变，对于中国的一举一动日益敏感起来，这些都可以表现在近年来澳洲中国学的发展上。 处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一方面曾经历过大英帝国近百年的统治，作为一个主要由西方移民垦殖的前殖民地，让澳大利亚有着与西方脉络下相同的文化背景，加上对其本身“脆弱性”的想象，因此长久以来与英美两国的关系相当友好。但是又由于位处亚太位置上，使得澳洲各界经常自认不完全属于西方。例如，自从基廷总理上任以来，不断想要融近亚洲世界，“成为亚洲太平洋的国家之一”，⑤于是澳洲内部产生澳洲是否是亚洲一部分的争论。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的移民潮、政治、经济的联系，澳大利亚也无法避免与中国有着频繁的接触，但是由于有着西方的文化，使得他们也不属于东方的文化背景。例如，杜拿(Alexander Downer)任职外长期间便曾批评前总理基廷过于急着想要融入亚洲⑥。在澳大利亚对于自己认同尚未确定的处境下，当澳大利亚中国学逐渐开始发展时，其中国学的发展究竟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澳大利亚究竟会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是否有着不同于欧美的中国观点？为了解开这些问题，本文希望以费约翰作为研究澳洲中国学的起点，管窥澳洲中国学特有的历史痕迹。 自从1851年澳大利亚“新金山”出现后，广大的中国人民前往开垦、发展，其中也有许多华人从此在澳大利亚定居下来。华人的移民人口数量对于澳大利亚造成巨大的影响，更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因此，澳大利亚为了保护民族国家中种族的纯粹性，开始限制华人的移民。由于遭到种族歧视的关系，华人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生活，甚至与当地的欧洲、澳洲人民发生冲突的事件也时有所闻。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澳洲华人转而想求助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却无奈地发现当时中国国力衰弱的困境。澳洲华人有些上书中国政府，有些在海外秘密结社，有些加入国民党，想改善中国政府的窘境，他们认为一旦中国政府获得改善，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就能获得改善。由费约翰代表的与众不同的一个观点暗示，澳洲华人间接激发起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以及这种跨国共同体情感的联系。在他的这些论述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澳洲学界的中国认识有所联系，是否这是费约翰乃至于澳洲学界对“中国”独特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