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9）03－0054－06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全面的、以现代化为标志的变革和转型时期。同大多数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实现政治稳定”这个发展性难题。多年来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方针，并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在中国学界，发展性难题也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即围绕这个问题意识，以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建构一个更为有效的分析框架。 一 现有文献对中国政治稳定的研究主要追随理性选择理论、文化研究路径（如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研究）、结构分析三大传统，在研究范式上则主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现代化理论、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理论、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失范理论等。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可谓是历久弥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① 政治现代化理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度成为主流范式，② 但由于其固有的宏观视角使其不能满足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需要而逐渐衰落下来。在新千年前后，以微观研究见长的西方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理论随着不断地被引介以及得到运用而在中国学界逐渐兴盛起来。③ 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失范理论，也属于西方社会学的主要研究传统，但在中国学界似乎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④ 当前，政治现代化理论尽管有式微之势，但它特有的洞见使其仍然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这表现在中国学者们对亨廷顿的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关系模型（简称经典政治秩序模型）⑤ 的广泛使用。近二十年来，这项研究取得很多的成果，并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例如，首先肯定政治参与的扩大是必然的趋势，而且是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同时面临着政治参与制度供给缺失的问题，这是当前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建立并健全一套政治参与制度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其次，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突出特征是非制度化、带有暴力色彩的政治参与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蔓延到城市社区、街头，一起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⑥ 但这项研究的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例如，有些学者集中分析了现代化如民主化、全球化等是如何构成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宏观背景的问题，但这无助于阐明使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之间发生关联的关键机制等问题。而且，大多数的研究是致力于对模型中的“政治制度化”因素进行深入的讨论，例如，分析具体政治架构、各类政治体制如政党体制、行政体制的建设等等，但鲜有对该模型本身进行反思。因而，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政治制度化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就可以协调发展了。事实上，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化程度即使较高，也难以避免由民众发动的、以影响政府行动为目标的各类骚乱事件的出现。近两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发生的骚乱事件就不少见，如2007年发生在法国和荷兰、2008年发生在德国和希腊的骚乱事件等。而且，政治制度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此，就中国国情而言，我们不能只依靠政治制度化这个过程去实现政治稳定，我们还需要去探寻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然后通过对该变量的干预来减少暴力型政治参与（例如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争取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二 经典政治秩序模型，强调政治制度化对于平衡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无疑看到了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稳定的核心特征和关键机制。该命题对于正处在全面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题中之义。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化程度还比较低，还不能很好地容纳或适应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这可以说是威胁中国政治稳定局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包括政治、经济和行政制度等诸多层面的全面建设无疑是当前中国政府首要任务之一。鉴于国家机构垄断了制定规则与强制性实施规则的权力，政治制度化（即国家建设的过程），主要发生在政体内部，它的发动、建设、评估、巩固等环节主要是靠政体内部的机构和人员去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政治秩序模型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合理的。但如前文所述，仅仅停留于此是不够的。政府的主要功能也在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涉及到政体外部广阔的社会领域。因此，考察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不仅要在政体内部进行国家建设，还要在政体外部进行社会建设，即不仅通过国家建设（政治制度化）来容纳或适应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而且通过社会建设来发展社会和谐机制和抑制民众在政治参与中的激进化倾向。换言之，如果没有社会建设的均衡发展，政治制度化也很难取得良好的政治绩效。因此，要完善政治秩序模型，就需要在政治制度化这个环节上加上社会建设。而这种努力需要一种更有效的分析框架为之提供说明或解释。在本文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广泛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围绕社会资本展开的理论建构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思路。 关于社会资本与政治（社会）稳定的关系研究，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近几年来，已经有中国学者对此展开了一些讨论。⑦ 但这些讨论停留在对社会资本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进行初步的功能性描述，没有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体系进行应有的反思，没有试图去建构一个分析框架，也没有尝试去对相关的理论视角进行应有的回应。因此，本文也正是试图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一些突破。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就社会资本的定义、要素、功能、机制等问题的争论很是激烈。其中，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一个社会（大到国家、区域性组织和国际性组织，小到社区、企业和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本的构成和性质，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个体和集体行为，也影响着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治理模式”。⑧ 但鉴于社会资本的层次、要素、特性或功能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同的学者往往就自己所关注的特定层次、要素、特性或功能去构建某种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体系。⑨ 这种状况在繁荣这项研究的同时，也常常使得社会资本过于“多歧性”而削弱了这项研究的一致性和可交流性。鉴于此，戴维德·哈尔潘恩（David Halpern）总结了各式各样的社会资本概念体系，并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图式，见图1。⑩ 上述的各种争论似乎可以在这个概念图式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