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充斥着不少神话般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常识”，它们被不加辨别地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渐渐地被内化为“定理”、“规律”和思维方式，以至于人们对“常识”不再辨别，用“常识”去思考，用“常识”去讲故事、说历史、评现实，而这种神话般的“常识”却可能是伪知识、假规律。在思想界，美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巴林顿·摩尔的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就是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我们知道，巴林顿·摩尔是根据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以及中国农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程度而得出这一著名论断的。①自1968年摩尔的著作问世以来，虽然也有批评，比如摩尔的学生认为其忽视了国际事件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②有左翼学者则完全否认资产阶级在民主政治中的中心位置，③但是摩尔的论断，事实上却一直是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杆。沿着摩尔宏观的阶级分析方法论，亨廷顿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置换成“中产阶级带来民主”。④但是和摩尔一样，亨廷顿不能回答中产阶级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制度而走向民主。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在沿着发展主义路径，以发达工业国家、拉丁美洲为观察对象进行研究时发现，民主的兴起和存续既不能用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总体性结构适应来解释，也不能用资产阶级作为民主改革的代理人来解释。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阶级结构，扩大了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加速了他们的组织化，使得政治精英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很难将他们排除在外。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削弱了民主最顽固的敌人——大地主阶级。⑤这样，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就将1960年代流行的发展主义(发展—民主)改版为新发展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有利于民主的制度安排—民主”。 无论是亨廷顿的“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还是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的新发展主义，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强化了摩尔的神话，民主说到底还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产物，民主自然也就有了资产阶级性质——尽管新发展主义也承认，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对特定时期(20世纪之交)的民主飞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⑥但无论如何，却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不管从什么样的角度而言，大部分主流学者都将民主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些观点从本质而言，都没有超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正因为大部分学者都把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看作是共生的关系，因而，很多研究中国政治的海内外学者，都认为只有中国新兴的企业主阶层才是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动力。当他们谈到中国新兴企业主阶层时，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话题就是新兴企业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海外很多基金会也乐意资助这样的研究项目，其中暗含着对中国共产党主导政治体制改革的质疑。遗憾的是，由于是在研究“神话”，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得出了与其期望相反的结论：中国的新兴企业主更愿意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诉求。⑦这种结论似乎是意料中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企图用一个基于特定经验的研究范式移植在中国政治研究上，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摩尔、亨廷顿和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不能回答的一个难题是，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带来新的商业化阶级并形成有利于民主的制度条件，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商业阶级不再是民主的推手或代理人，他们甚至成为民主的反动力量？我认为，这既有政治时空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主功能转化的原因，也有阶级合作主义的政治文化上的因素，因而使产生于特定语境中的概念的分析功能大打折扣。基于此，本文的目的在于重新认识民主的政治属性，认为大众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母体中孕育的一个社会主义因素。 本文的研究路径主要是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视角，辅助以政治文化视野的诠释。为了打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神话”，首先需要弄清楚“神话”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神话”会有广泛的市场？ 一、“神话”的脚本 “神话”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不存在的“嫦娥奔月”式的民间传说，一种是曾经在特殊条件下发生过的故事，却被渲染成普世性的、神话般的“常识”和“奇迹”，人们渐渐地把故事当作了“神话”。 民主是一种和文明的人类社会一样古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在民主的古希腊语δημοκρατ
α中，δ
μοζ包含全体公民与平民两层含义，κρατειν的含义主要是统治、权力。⑧两个希腊词汇组合在一起之后，民主(δημοκρατ
α)也就包含了两层含义，即公民统治和平民统治。亚里士多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述古希腊共和政体与平民政体的。⑨这是民主的原始形态。在大多数时候，本文所谈的民主是原始形态意义上的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基础虽然是“人民主权”，但是“人民”变成了以财产权为基础的少数人。现代西方“宪政民主”(它由法治、权力制衡、代议制、选举制、多党制、任期制等一系列制度构成)，在理论上被总结成“精英民主”。“精英民主”排除子大众对民主的贡献，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神话”正是源于对历史的误解和歪曲。 学术界很多人认为，没有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三等级”攻占巴士底狱，就没有法国的民主，因而，法国民主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制造。这里，法国民主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就被简单化和神话化了。首先，尽管“第三等级”的主体是新兴资产阶级，但是，如果没有巴黎下层民众的冲锋陷阵，资产阶级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其次，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出现了雅各宾专政，雅各宾专政的极端措施，引发了资产阶级学者对“暴民专政”的批判和“宪政”的呼唤，但这种批判本身并不能否定下层民众对民主的推动作用。第三，正是法国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依附性，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