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5；D51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1－0125－06 民主化转型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指权威体制向民主政权转变的制度变迁过程。学界关于“第三波”民主化转型已有很多研究，但对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势力是如何通过力量对比采取不同方式取得民主化进程中的领导权，最后推进本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目前还缺少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亨廷顿曾概括提炼了“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亦称“第三波”）的三种形式，即变革、置换和移转[1]，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但值得探讨的是，若以以上转型方式存在为前提，那么采取这些方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有没有可以总结归纳的博弈模式，满足这种模式的条件是什么？笔者试就以上问题做粗浅分析。 一、民主化转型中博弈的理论前提和博弈结构 政治精英理论认为，精英（指的是统治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的人物构成”，是一个集团，一个“权势重大的群体”，“包括家族、金融联系、血统渊源等等”[2]）是政治权力生活中永恒的推动力，必须以它为核心才能理解政治过程的本质和走向；民主化转型是政治精英战略选择行为的结果，转型动力来自于原统治精英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由于政策分歧而产生的派别对立。确实，一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是各大政治势力在国家政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制约与平衡的综合反映。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决定其基本政治权力结构的主要政治势力无外乎政治精英、政党、军队、工商界组织和宗教势力。政治精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他几种政治势力的代表。“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1]，还必须要由直接参与政治进程的人们去选择和推动。因此，“应该更多地注意那些可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采用的战略”[3]。 在“第三波”中，拥护和反对民主及其他目标的社会团体、形形色色的政党精英、社会精英等政治势力以各种形式粉墨登场，依照各自在政治系统中的实力，展开了决定国家制度走向的角逐。按照博弈论观点，制度安排就是在解决人与人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冲突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的互动和多次重复的博弈之后，就会形成对大家都有利、或至少不损害任何人的制度安排[4]。制度作为博弈参与人的均衡解，其变更是经济行为人通过不同的战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有学者补充指出，纯粹将制度作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结果是不行的，大量的“制度悖论”的出现（即为什么人们会维持一个对自身不利的制度？）说明人们在衡量制度变迁的得失时，经济效率往往只是他们考虑的一个方面，他们同时会把制度变迁的政治后果考虑在内。例如，一种制度变迁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使政治当权者获利，但它在未来也会给其政治市场中的竞争对手带来丰厚的利益，这种潜在竞争对手经济实力的增强意味着会在未来对其政治地位造成更大的威胁，而未来的政治权力的配置又会影响下一时刻的经济利益分配。由于担心政治权力受到冲击，政治当权者也会选择以效率标准来看对自身不利的制度安排，会抵制这种变迁并有动机和积极性去长期维持这种低效率的状态[5]。这一理论有效地解释了既有统治者竭力维持已有政权的深层原因。 我们将“第三波”中的各种政治精英和政治势力作为博弈参与人，根据他们对民主化的态度，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阵营、四个派别：统治阵营或执政联盟中的保守派（体制维持派）和改革派（体制改革派），反对势力阵营中的温和派（反体制稳健派）和激进派（反体制激进派，也称极端主义者）。这些介入到民主化政治中、由各自政治领袖所发起和领导的派别、势力和团体在目标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矛盾和冲突。改革派和保守派在自由化和民主化问题上会产生分歧，且在关于引进民主规则和民主制度方面立场是对立的，但在维持国家权力和压制各反对派力量方面却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场。他们一旦继续掌权，相互间又会就政权形式问题产生分歧。反对派中的两派在要求结束非民主体制方面观点是一致的，但对其实现手段和新体制形式却有不同的想法。改革派和温和派在创立民主上具有共同利益，但常常在如何分担创立民主的代价和进行权力的分配方面产生分歧。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谁应该占统治地位的问题上截然对立，但在削弱居于中心位置的民主团体的势力，即在社会中实行两极化政治方面却有共同利益[1]。各种势力构成了博弈所需的互动关系。但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在民主化进程中有三项是最关键的互动关系，即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在所有的民主化转型中，这三种主要的互动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不过，这种互动的相对重要性，其冲突或合作的性质会随着转型过程的总体性质而有所不同”[1]。分析这种互动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于民主主义具有不同态度的博弈参与人的博弈，其参与主体力量的强弱在不同阶段和时期是不同的，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实际上构成了民主化转型期的博弈力学，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博弈结构。各参与主体适应不同时期的力学关系而选择的战略和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了不同的转型形式。 笔者受日本学者武田康裕在东亚民主比较研究中思路的启发[6]，根据亨廷顿对变革、置换和移转的三种民主化转型方式的归纳，以及以上对博弈结构的分析，将民主化转型中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与转型方式的关系列示如表1。在此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和反对势力、政府内的维持派和改革派以及反对势力内部的稳健派和激进派的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