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是一种在二战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它预设了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先后发展顺序，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巩固，所有社会矛盾与问题将迎刃而解。然而，发展主义向发展中国家作出的承诺，即便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东亚发展型国家也没有全部兑现。发展主义不但没有缓解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扩大的贫穷与不平等，而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发展型国家和地区这一昔日的成功典范被日益视为今天的问题根源，发展主义与发展型国家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 一、从自由发展主义、修正的发展主义到发展型国家 二战以后，伴随着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发展”与“现代化”成为世界的主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范式，还是作为行动实践的政策范式，“发展主义”成为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 二战后早期的发展主义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美国的自由发展主义理念。美国将自身视为现代性充分发展的典范，并在冷战背景下试图扮演一种弥赛亚主义角色，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灌输甚至强加美国式的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即经济、政治、社会均衡发展的自由发展主义路径。①自由发展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工业化一旦启动，必然带来现代化和经济增长，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最终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积极变化、社会的更加富裕、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主化的实现”②。这种发展主义的首要特征和基本内涵是经济发展主义。与经济发展主义相应的是滥觞于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几代人一直把他们的信念和希望建立在无止境的进步这一伟大允诺的基石之上。他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征服自然界，让物质财富涌流，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和无拘无束的个人自由”③。在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中，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可进一步概括为“理性化”，在这一理性化进程中，随着人类科技知识的发达，人类可以实现对自然的控制、道德的进步以及财富的巨大增长，相应的理性化进程将导致传统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转变为现代化的官僚制和民主制形式。④由此，发展与现代化被认为是必然的途径，任何反对或抵抗发展的行为不但是愚昧的而且是徒劳的；发展主义承诺了社会问题的一个总体性解决方案，所有发展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妥善解决，发展主义告诉我们贫困问题的解决完全就是一个技术问题。⑤ 但是，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严重冲击了这种发展主义信念。自由发展主义远非一种普世性的现代化模版，它只是美国特殊政治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在此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提出了“修正的发展主义”理论。亨廷顿指出，早期发展主义理论关于“政治发展”的假设认为，在工业化之后将出现一个民主化进程，但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或发展而言，秩序与稳定是更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还算像样的政体，发展与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产生于美国独特政治文化的国家形式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⑥这种认识尤其适用于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现状，在那里，种族冲突、军事对抗、政权更迭等现象的日益激烈严重制约了它们的发展与现代化。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挟裹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种工业化与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它们更倾向于后者，但与其说倾向于后者，还不如说倾向于欧洲大陆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即认为一种积极的干预主义国家是发展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⑦基于这一现实，“修正的发展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修正的发展主义并没有放弃早期发展主义的理论内核即经济发展主义，但是认为最低限度的国家建构与旨在匡正市场失灵的国家干预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发展与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障。 第三代发展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盛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种理论虽然坚持认为经济增长是发展与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更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最低限度的国家建构与限于匡正市场失灵的国家干预已不足敷用。发展不仅要求国家匡正市场失灵，还要求国家积极干预生产投资甚至主导、驾驭市场，没有国家计划理性指导的市场经济或者遵循美国式自由市场政策，就造成贫困与不平等的不断扩大，并为发展与现代化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⑧显然，第三代发展主义理论来自于对东亚经济奇迹的肯定以及对拉美现象的反思。与这种发展主义理论相对应的是一种被查默斯·约翰逊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同于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自由主义模式，是一种既尊重私有产权又遵循计划理性的资本主义模式：以工业化为目标，在持续发展的意愿下，由国家主导、驾驭甚至替代市场，基于国家精英的官僚理性之上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等。经济发展主义、国家合作主义、经济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国家构成了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实际上，在有关东亚成功经验的讨论中，始终存在着新自由主义与发展型国家两种理论范式的持续交锋，当前者将东亚经济奇迹归因于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力量之时，后者将它归功于国家有效的计划理性、市场指导和产业政策。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解释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尚有一席之地，那么发展型国家解释范式则在8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为主导性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