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2-0056-10 一、引言 政治人类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领域，研究的课题涉及人们的决策行为、权力控制、社会整合等许多方面。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政治人类学的奠立标志是1940年福忒斯(M.Fortes)和伊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等学者著的《非洲政治制度》(African Political System.)一书的出版。迄今为止，近七十年过去了，人类学历经了风风雨雨。而一般人所认为的，当年因为与殖民地当局不无关联而遭人诟病的政治人类学，今天似有些春风不再。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尽管许多人不大用政治人类学这个术语，但他们的研究却可以归入政治人类学的范畴。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今天的人类学在研究视角上都会透视到政治，因为我们在考虑任何社会文化事项时都会顾及到有关事项所处时空背后的权力关系。如果说，政治人类学确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需要重振，那么，我们要问，重振的立足点何在?这一领域为什么会遭遇今天的窘境?当年的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的整体发展上具有什么意义?当年研究非洲的人类学大师的学术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还在影响我们所从事的学科? 下文笔者在简要地廓清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之后，就政治人类学的滥觞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虽然政治人类学的出现与当年殖民地当局的政治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就政治人类学上的经典作家而言，当年的殖民地政治似乎只是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语境而已。换言之，他们研究的本意里甚至有着反殖民统治的动机。近两年来有些人类学家对那段时间的人类学学说史研究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Kuper，2005：47～64)。①无论如何，人类学家所做的贡献却为我们理解不同社会的政治过程提供了洞见。我们不仅因为他们的独到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对总体人类社会的认识，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贡献，人类学超越既定的社会—文化范型，走向了理解整体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领域——人类社会多种样态的政治活动。笔者还将就当年政治人类学的影响所及展开较为充分的讨论。由于战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许多原先的殖民国家的独立，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与课题也不断变化与发展。然而，正是由于这一新的形势和条件，当年政治人类学大师们的学术贡献在今天看来才弥足珍贵，他们的学术遗产引领了许多新课题的开拓。 二、政治人类学的要义与缘起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政治人类学究竟与人类学的其他领域有何关系?为了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就何为政治人类学下一个定义。正如开篇之首提到的，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课题多与社会政治有关，但如是说又当如何同政治学区分开来?因此，对政治人类学下一个定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到了今天，所关怀的问题持续变更，但是，有一点却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涉及人类本质的一些问题的深切关怀。也许正是这种潜藏于人类学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好奇心，才推动了这门学科与时俱进和课题、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对长期以来被认为属于政治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课题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此明了有哪些东西是政治人类学所关心的，以及政治人类学所作的研究如果与相关领域所作的贡献相比，有哪些独到之处。 根据人类学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与取向，人类学家李维仁(Ted C.Lewellen，1994：2～3)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做了总结并有所点评。他指出，政治人类学关心不同政治制度如何分类的问题。虽然有些这方面的研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它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术语、概念，以及对社会不同层面的复杂性所提出的不少洞见，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其次，对政治制度演化的研究也是政治人类学乐此不疲的话题，尽管经典社会人类学家，如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有关制度进化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再次，政治人类学研究前工业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与功能。然而，也恰恰是在这方面，政治人类学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圈子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其原因在于这方面的经典研究给人以所研究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似乎是僵滞和理想化的印象。但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批评之后，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最具有动力的政治过程，也可以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里。第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对前工业和发展中社会之政治过程的关注，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风靡一时。这一取向所强调并不是变化中的制度，而是独立的个人的操控和计策行为。第五，政治人类学近几十年来特别关注过去的“部落”社会对现代化的反应。第六，世界体系理论刺激了人类学家对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自16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扩张过程的政治分析。第七，近几十年来的重要主题还包括镶嵌在国家社会里的次文化是如何通过非暴力和隐秘的方式来操控权力以求获得自身的提升。第八，随着学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为政治人类学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挑战有关权力之基本预设的声音，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政治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诠释。最后，笔者想在李维仁的陈述上再加上一点，随着对人类学研究的总体反思和重新评估，人类学的政治学(politics of anthropology)本身也应当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它关注的是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旨趣的发展与不同时代特定的权力关系之间的相关性(Gellner，1995：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