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7)012-0061-06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和包括希腊文明在内几乎所有前现代文明一样，把政治生活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宇宙-人类学整体的一部分。政治并不是世俗的权力游戏(虽然中国的政治史，就像在几乎所有地区的政治史一样，充满着不文明的、肮脏的和令人恐惧的政治游戏)，而是把人民带到更高的道德境界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个更高级的境界有两个特征：一个是道德的和谐(这总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物质的富足(即使是最强调德治、人心归顺的统治者也重视“生计”，只是把它放到第二位而已)。其中道德的和谐更为重要。因而，政治的眼界受道德的眼界引导。治理天下而能达到道德和谐与民生富足，那便是天下的“至治”。中国人理解的“天下为公”，并不是经济的或者所有制方面的状况，而首先是道德的状况。 因此，传统的中国政治，是有着根本的、最后目标的政治。政治本身并不自足，并不是目的；它是走向一种极遥远也极高明的道德状态的途径或方法。虽然不同时代的学者与理想取向的政治家对这种最完美的状态以及实现这种状态的方式有不同的想像，但是直到进化论与进步观念在19世纪后半期(比欧洲晚半拍，欧洲为19世纪上半期)在思想界引进并确立以前，人们一般假定，这种状态，存在于可以考证(孔子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努力”，便是这样一种“考证”)的过去。尤其在儒家的学说史中，这个伟大的至治时代称作三代唐虞，在孔子时代加上商汤周文。有了这样一个回溯至至善状态的观念作为铺垫，在现代，我们便很容易转化我们自己的政治观念。把文王周公换成新的大同世界、五权分立(共和)、共产主义就行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实现了回溯的思考方式向前行的思考方式的转变，构筑理想的材料也从单一地来自中国传统转变为主要来自西方传统。 这是一种走向至善的政治。在这种政治观下面，还有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这也许扎根于人类的“人类中心”偏见，只是在中国政治中表现得更为激烈而已。这个情结就是，只有中华文明才处于通向惟一正确的至治之途中，而别的文明(如果有的话；19世纪前的思想家一般认为，说到文明，只有“中土”，纵然周边国家，也只能是“蕃国”而已)都是误入歧途的。这个情结在19世纪中期以后有一个短暂的遗忘，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又重新猛烈出现。在当代的意识形态的冲突中，这种情结至少碰到了两个平等的对手，一个是伊斯兰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文明的争论主要议题是政治文明孰优孰劣之争。 儒家学说的一个光辉遗产，无疑是仁政的理想与实践。这个理想是政治作为至治的理想的具体化。仁政又称德政。孔子说得较多的似乎是德政，孟子说得较多的好像是仁政。仁政是与恶政、暴政、苛政相对立的。仁政的理想既规定着具体的政治行为，又联系着天下至治的状态。仁政的最起码、最初级的含义，是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当局应该善待、体恤人民，要安民、教民、劝民、化民，而不要横征暴敛、勒索、压榨人民。在中文词汇中，对政治进行讴歌的词汇与对政治进行诅咒的词汇都极端发达。仁政，如果联系孔子对仁的解释，不妨称作以爱人之心进行治理(这与以法治精神进行治理似乎有点不同；持法制观念的思想甚至会认为，政治是一个很严峻、利益攸关的领域，情绪化的“爱心”也许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孔子说“为政以德，如众星以拱北斗。”①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修辞。孟子则用了另一个不太高明的比喻。他说最高统治者对待他的人民应该存有恻隐之心，就像每一个杀鱼的人那样见其生而不忍见其死。②不过对德政的最准确全面的说明，还是《大学》。《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③这也许是儒家政治观念的最经典表达。大学的理想也是内圣外王的理想。儒家的根本说教是内圣外王，也就是说，修足了足够的内圣工夫(自己“明德”并践行道德)，就可以统治天下(从“亲民”到“止于至善”)。道德应该作为政治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归宿。在典型的儒家学说中，政治诚然与治术相关，但其根源、根本，却在于人心的善端的发现与发挥。④ 仁政或德治的理想，体现出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德治有两个文化含义。第一，统治者以道德来感化人，发挥道德的人格来感动人，从而服从⑤也成了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感觉不到半点强迫；用儒家的术语来说，服从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心悦诚服”。 这种道德感化的理想，向历史与逻辑两个方向延伸。从逻辑上讲，它形成儒学对人心之善的无限的挖掘；⑥从历史上讲，它则形成最悠久的道统神话。也就是说，与人性之仁的潜力的无限挖掘与发挥相伴随的(人们在中国哲学史中至少可以识别出两个“向内挖掘”伟大的时代，一个是孔孟时代，一个是宋明儒学时代，这无疑形成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最巨大的动力)，是德治的神话。中国历史遍布着这样一种因感化而使人心服性服的神话。三代、汤武革命、文王周公，受到了经典的渲染。从汉儒以后，这种德治的神话就发展成为泛历史的朝代更替说：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是因为它在道德上充盈(经过董仲书，这又加上深奥的宇宙学的外衣，所谓五德终始)，而前一代之所以被取代，是因为他所拥有的一般道德与他所代表的特殊的物质属性已经消失殆尽。如今，我们无疑已经不太能够认真地看待这样一种政治-历史观念。但是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种伟大的政治假说，形成伟大的、使人望而生畏的官方修史的基础；这种浸透着根本的文化假定的修史实践，在司马光那里达到了顶峰。也因此，历史学竟成为这个伟大文明的最重要、显赫之学——它如此重要与显赫，以致“国家”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修史的部门。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