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7)05-0102-05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化浪潮在南欧兴起。此后的20多年，这股民主化浪潮继续发展，先后席卷拉美、东欧、亚洲和非洲等广大地区，形成了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现实政治的发展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时间民主化研究和政治转型研究成为了显学。本文旨在评述当代民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分析其优缺点，并在此基础上为民主化研究提出一个新角度。 一、民主与民主化的涵义 民主在现代政治学中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是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它却有着很明确的涵义。那就是将民主限定在政体意义上，指的是以英美政治体制为蓝本、以制度化的政治竞争为核心内容的政体。这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的民主定义，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早期民主化研究，贯穿于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主流民主化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西蒙·M·李普塞特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他在其研究民主化的代表作中是这样界定民主的：“一个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机制，该机制允许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在政治职位竞争者中做出选择，以影响重大决策。”[1](p24) 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民主化研究，集中于政治转型问题。而政治转型的目标——民主政体，也是指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政治体制。政治转型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普沃斯基，对这种政治自由主义的民主有着精深的理解：“民主是一种处理和抑制集团内部冲突的特定机制，其精髓在于，(1)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是政治生活的本质特征，将追逐利益的行为制度化；(2)特定利益集团追逐利益的能力取决于特定的制度安排；(3)尽管特定的制度安排有一定的阶级性，但是利益追逐的结果既不单单取决于制度安排，也不单单取决于特定集团所拥有的资源。”[2]（卷3p56）普沃斯基抓住了自由民主政体强调政治权利分配的机会均等、不重视结果平等的要点，由此论证政治转型的关键是各方政治精英都接受自由民主政治游戏规则所带来的结果的不确定性。 当代民主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塞缪尔·亨廷顿更是旗帜鲜明地维护自由主义的民主观。他指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3](p4)他反对规范意义上的民主定义，认为从经验层面界定民主才有助于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民主定义，则民主化的涵义在西方主流政治学者那里就是指非西方国家学习、借鉴乃至移植、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过程。其研究内容包括建立民主制度所需的条件、政治转型的战略策略以及如何巩固民主制度等环节。可见，在西方学界，民主化很大程度上是指政治制度西方化，但奇怪的是，西方主流学者在民主化研究中很少关注西方世界对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二、当代民主化研究概况 当代民主化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延续至今的民主政治前提条件研究和80年代兴起的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与之相对应，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民主化研究进路(Approach)，即亚当·普沃斯基所概括的结构主义研究与行为主义研究。前者是带有宏观取向和决定论色彩的研究策略，着眼于探讨民主制度的客观条件问题；后者则以政治人物及其战略选择、利益倾向为研究重心，具有唯意志论色彩，属于微观取向的行为研究策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主化处在低潮，是自由民主运动积蓄力量和总结经验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普塞特、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小巴林顿·摩尔、罗伯特·达尔、奥唐奈尔(Guillermo O’Donnell)等人开始致力于民主政治生长和生存的前提条件研究。这些学者在各自的著作中分别探讨了民主制度成功和失败的经济条件、文化环境、阶级基础、历史机遇等方面，试图从中概括出能够预测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模式。 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分析，乃是秉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注重分析政治生活的社会根源。这种传统经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继承和发展，在现代社会丰富的资料收集技术和电脑化的数据处理技术的帮助下，在现代政治学中更加发扬光大。因此，在当代民主化浪潮的研究中，李普塞特等人开创的民主前提条件研究仍然香火未断。李普塞特的“民主的社会条件再认识”[4]一文，以及盖里(Gary.Marks)等人编写的《民主的再认识》[5]一书等，均反映了民主的前提条件研究在面对民主化新实践经验时的反思和调整。麦纽斯(Manus F.Midlarsky)的“民主在农业社会的起源”[6]，凯瑞(Karen Remmer)的《新酒还是旧瓶？拉美民主研究》[7]，南希编著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苏联和东欧的变化》[8]，拉里·戴蒙德等人编写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经历的比较》[9]、《全球民主的复苏》[10]等文章和著作，都是遵循宏观结构主义研究进路，继续探讨民主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