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5-0070-10 政治发展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际政治学界兴起的最引人注目且最具创新性的领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政治发展研究此前一度受到冷落[1]79,但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出现了许多新动向,政治发展研究再次走向理论的前沿。 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是政治发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创立了政治学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学派,主张政治发展就是政治功能的发展,强调政治结构与功能的相互适应,把结构分化当做政治功能发展的基本方式,通过结构分化达到一个政治体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的政治功能的完善,最终实现该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晚期的一代政治学家对人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过程进行思考和探索的结晶。作为发展政治学的三大流派之一,政治发展理论对当代比较政治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再次受到关注的背景下,对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重新进行梳理和解读,是建构中国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理论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结构—功能主义:阿尔蒙德政治学的理论维度 阿尔蒙德是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家,主张把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所有政治共同体抽象为具有相同结构和功能的政治体系,并以此考察各个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即结构实现功能的情况。“政治学如要有效地解释各类社会中政治现象,而不论这些社会的文化、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如何,就需要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2]3在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概念框架下,一切政治体系(如图1[2]333)都具有相同的功能和结构层次。
图1 政治体系的作为 首先,任何政治体系都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也必须履行相同的功能,尽管履行的频度和结构不同[3]11。“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2]16“我们确定政治体系的概念以及政治功能分类的方法,本身就意味着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包括这些功能的发挥。”[2]63体系功能是指体系的维持和适应,包括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交流。过程功能是一个政治要求和支持转换成权威性政策的功能,它反映的是社会上的个人和集团参与政治决策和执行决策的实际状况,包括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裁决。政策功能则反映政治体系实际作为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各个政治结构和组织的政策倾向和重点、政治输出(提取、分配、管制和象征)、政治结果(福利、安全和自由)和反馈。《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指出,阿尔蒙德等人“采用了一种功能三分方案。一系列系统功能(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沟通)描述了一个政治系统自身维持、适应变化的种种方式;一系列过程功能(利益表达和聚合、决策、政策实施和裁定)描述了一个政治系统是如何决策的;一系列政策功能(提取、限制、分配和象征性输出)描述了政治系统对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影响”[4]299。三个功能层次不分先后,同时并存,涉及输入、转换、输出、结果和反馈五个环节,共同构成了每个政治体系的功能体系。 其次,所有的政治体系(如图1)尽管各自的专门化水平不同,但为实现自身的目标和功能,都有相同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的结构,并且所有的政治结构都是多功能的[3]11。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他的结构—功能主义基础之上的。在此理论框架下,政治发展的问题被归结为结构如何适应功能的需要并不断调整自身以实现功能的问题,而结构调整自身实现功能的方式就体现为结构分化。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就体现为结构分化的理论。“我们使用了政治发展一词,来指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2]418政治发展就是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功能的协调发展,是履行体系、过程和政策这三个层次功能的结构被分化出来并趋于完善的过程。 二、阿尔蒙德论政治发展:从结构分化的维度 (一)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政治发展理论的两个维度 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包括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两个维度。阿尔蒙德指出:“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了。”[2]26所谓的结构分化是指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结构,为适应该体系政治功能的需要不断地分化发展,分化出新的专门化政治角色和结构,而角色或者结构之间的自主水平也不断地提高,最终生成更高级、更完善的政治结构。所谓文化世俗化,就是考察公民的态度、价值观、政治技艺和情感等现代化倾向对一个政治体系的功能的影响。文化世俗化意味着公民更加相信自己改变环境和命运的能力,而不是听从传统和命运的安排。阿尔蒙德认为:“在世俗文化中,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自己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2]23文化世俗化极大地提高了政治体系的政治功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公民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参政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的一般趋势,是同政治文化中参与态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2]231另一方面,赋予政府更多的实际作为能力,以绩效和能力来评价政府和权威人物的合法性,而不是依靠个人特点和传统继承权。更多的人们相信,赋予政府更多的能力,通过政府干预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美好生活。正如阿尔蒙德强调的:“世俗化的结果是:公众的参与不断增加,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政府的作为,政策倾向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明示努力。”[2]122 在阿尔蒙德看来,政治发展归根到底是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共同推动的结果。政治体系的功能一方面要依靠结构来履行,另一方面也必须依靠政治文化来促进。一个政治体系的文化世俗化程度深刻地影响着其政治结构的功能的发挥。文化世俗化将会更加有利于公民的政治要求和支持进入政治过程,动员政治资源转化为政策,并且影响政策的结果和反馈,从而有利于政治功能的实现。阿尔蒙德指出了文化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强调分析政治发展要将结构—功能图与政治文化图结合起来考察。他认为:“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因此对文化和结构两者进行考察,从而发现这些态度类型,是很有裨益的。研究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体系都应该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一幅其政治文化最基本的轮廓图,同时也应该相应地勾画出一幅其结构和功能的图画。”[2]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