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7）04-048-（7） 公共性是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建设实质就是公共性内涵的增长和转换过程，另一方面，民主是公共性的内在诉求。换言之，“公共性是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① 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角度，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性恰恰处于转型期，是一个分解和重构的过程。 关于公共性，学界目前尚无统一的界定，在本文中我们采纳这样的定义：某一文化圈里的公共性即为有关该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② 公共性的范围限定在政府（国家）与私人领域（市民社会）之间。③ 一、公共性转型态势及其问题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即对公共性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公共性建设主要着眼于国家制度的构建、国内秩序的维持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建国前在某些领域存在的公共性依然发挥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掌控，计划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阶级斗争对于旧有的社会结构的颠覆，公共性的内涵随之发生改变。公共性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属于高度集权型的公共性，④ 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各种政治运动成为公共性的内容；二是党、国家、社会的一体化使公共性从属于国家，作为国家的附属物，公共性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三是社会政治化导致公共性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和逻辑。可以说，直到1978年，此阶段公共性表现为二律背反的状态：公共性范围的极度扩展，而公共性的功能严重萎缩扭曲。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了毛泽东逝世以后“主导中国政治的主题，它强调物质刺激、效率、社会稳定和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⑤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公共性发生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型。 新时期公共性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从高度集权型的公共性转变为适度分权型的公共性：首先政治权力向社会和经济领域转移，“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权力多极化’过程，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⑥ 权力转移表明公共性获得了充足的权力资源。其次，与上一过程相联系的是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分解，党政权力已经不再垄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基层民主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发展，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分解为公共性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源。第三，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共性组织大量繁衍，其中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发展，据2004年民政部统计，1989年中国非政府组织只有4446个，而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民政部门共登记各类非政府组织26.66万个，年均增长34％，此外，公共性的载体形式表现为多元化的状态。第四，相对于权威主导的公共性，市场公共性有了初步的发展，市场公共性是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以商品交换和共同劳动为内容的公共性类型。最后，公共性的功能，即沟通功能（公共性组织作为国家与私人领域的媒介）、批判功能（公共性组织对于公共权力的批判作用）、组织功能（公共性组织对公民进行组织化的作用）、谈判功能（公共性组织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的谈判）渐次得到复原。 当然，公共性转型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现在，中国的公共性仍然为党政主导的类型，党组织作为公共性的载体形态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政府力量的介入对公共性发展不可或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政治格局对公共性本身的发展既有正面作用，也存在某些不足与缺陷。 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形式，公共性转型包含着传统公共性的分解和重构，在此过程中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转型危机。公共性转型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公共性自身存在问题： 第一，多元共识性差。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冲破了社会一体化或一元化的格局，多元型公共性在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中萌生。社会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利益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另一方面利益意识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首要考量，以利益为概念的理性化成为公共性的主要理念；主体的多元化，随着资源的不平衡配置，社会主体的阶层分化趋势明显，这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突出，在阶层分化基础上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意识的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仍居主导地位，但其他意识的侵入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包括西方文化的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 社会的多元化对于公共性既有有利的一面，也产生消极的影响。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社会，现代公共性是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社会的多元化为多元型公共性的构建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在新时期，社会的多元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产生了一种阶层的“断裂”或“极化”状态，阶层间的不信任和冲突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和谐社会构建主要针对的问题。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政治共识的建立困难重重，共识是公共性构建的认识基础。缺乏共识性，公共性转型便失去了认识的心理基础。 第二，民主协商性差。如上所述，民主是公共性的内在诉求，公共性的合理建构需要民主制度的支撑。可以说，自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的民主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的扩大方面，尤其是基层民主的蓬勃发展。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对公共性的转型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乡村和社区自治作为公共性构建的范例对于推动公共性的转型功不可没。换言之，乡村和社区作为独特的公共领域实行民主化的管理，为公共性转型提供了案例支持，构成了公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不讳言，中国的民主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的限制，民主意识淡薄、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参与资源不足等从不同层次阻碍了民主的发展，也对公共性转型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是公共性的参与资源受到限制；二是公共性的协商制度付诸阙如。协商是形成共识的基础，协商是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公共性领域的主要活动方式。没有一定的民主协商制度，公共性便失去了制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