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7）01—0023—06 “第三条道路”与社群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两大思潮，不论是其产生的背景，还是其基本内容与主张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之间也还具有一定的差别。但不论如何，这两种政治哲学思潮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都适应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都为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做出了某些合理的尝试，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成效。但由于其都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因而它们都只能是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的。本文从分析“第三条道路”与社群主义两大政治哲学思潮产生的背景、基本内容与主张的异同点入手，旨在揭示其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在本质上都还是资本主义主流政治哲学思想——自由主义——的反映。 一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潮，“第三条道路”与社群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它们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思想渊源。“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那时欧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针对当时存在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由空想社会主义提出、被马克思主义认同的计划经济思想，曾从经济学角度提出过“中间道路”的主张，其目的是幻想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和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之间走出一条所谓的“中间道路”。虽然这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中间道路”与我们今天所谈的“第三条道路”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思想对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思想有很大的影响。[1](p.261) 而社群主义思想则是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自古以来就有的社群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社群观念就产生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社群就是“城邦”，他认为社群团体不仅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广泛的经济自给，而且可以使人们能够向往共同体优秀的道德生活。此后这种思想在西方历史上就一直没有中断过。 “第三条道路”与社群主义虽然历史悠久，但在西方历史上却并没有一路高歌，而是时断时续，缓慢发展。他们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重新兴起，具有相似的理论与现实背景。 从二者在当代西方社会复兴的理论来源来看，主要来源于对自由主义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建立于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弊端的批判基础之上，可以说离开了自由主义，也就无所谓“第三条道路”与社群主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不可否认，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曾起过积极作用，诸如它声称个人权利、反对封建秩序对人的禁锢，促进了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个人主义为理论核心的自由主义日益显示出其历史局限性与社会破坏力。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即是从自由主义的实践带来的“现代性病症”开始其理论思考的。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麦金泰尔正是基于其对“启蒙运动谋划”的失败（特别是德性的失落、道德的无序等）的历史分析来建构其与自由主义的规则正义理论相对的德性正义论的。而当代“第三条道路”的极力推崇者吉登斯亦对自由主义的弊端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自由主义的最大内在矛盾是个人主义、自由选择和市场逻辑的反传统性质或“不断革命”性质与柏克、哈耶克强调传统和连续性的保守主义倾向之间的紧张。 从二者在当代西方复兴的时代背景来看，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使了二者在当代的兴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商品、资金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强，各国经济联系和互动增大，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不但形成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就像要把所有民族都卷入世界市场一样，这会迫使一切民族国家采用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按照应有的进程创造出一个世界来。[2](p.276) 全球化所引起的工作岗位竞争国际化、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和重组、保护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性等问题，对各国经济、社会及政治发展都形成了直接的挑战。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各国既要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以维护社会稳定，又要寻求经济活力以增强国际竞争力；既要分享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好处，又要限制自由移民，防范经济风险；既要鼓励生产线和产业外移以降低成本，又要创造和保证新的就业机会，以解决不同程度的失业问题等。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们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对于此，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写道，“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同时，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民主国家的作用一步步地受到了削弱，而社群主义的“强国家”正是对此趋势的反映。 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亦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第三条道路”与社群主义的复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德国的统一，一是苏联的解体。苏联试验的失败破坏了人们对封闭市场和计划经济的支持，甚至影响了人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念。吉登斯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垮台表明了马克思有关未来社会的观点的局限性，现在生活的资本主义文明并不具有马克思所预见的那种社会主义抉择。”[3](p.37) 有着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的欧洲经过短期的休眠后，又孕育了新的医治心灵饥荒的种子，以调整它心底的惆怅。人们除了认识到冷战结束并不是西方自由民主理想胜利的结果这一点之外，还清楚地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传统意识形态下的双方社会都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开始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反省。于是“在共产主义后世界里，转向资本主义历程中的苦难很可能有损于民主伦理的吸引力。”[4](p.94) 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就可能会从更加朴实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信念中寻找寄托。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部分政策破产，而作为自由市场哲学基础的个人主义也使市民社会的继续发展出现了危机。为了缓和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消除市场个人主义的消极影响，社群主义便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