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是一种深度的变迁过程，它对社会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和立体性的，不可避免地对政治领域产生冲击和影响。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政治组织，毫无疑问，其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环境的置换，其对社会发挥作用的方式乃至作用范围，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和转变是政党权威转型的表征。 一、政党权威的生成 在转型期出现的多种问题和矛盾需要政治中心予以平抑和解决，以求社会运作规范在稳定和良性的轨道上。而政党的有效运作，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通道，也为社会整合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价值上的支撑。对当代中国来说，社会的客观形势、后发现代化的战略需求、政党自身具有的结构功能优势以及历史形成的路径依赖等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应发挥领导作用，党权威的树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保障。在转型期，党权威的生成不是来自自身的宣告和法律上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她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一）利益表达 在社会转型期，各个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和庇护，其标志是经济上的权益能得到政策上的支持或法律上的认可。而要使这些带有个性化的利益诉求能够进入政治议程，这些利益主体的通常做法是在各种场合进行政治参与和从事利益表达活动，以期引起政治决策中心的关注。政治参与，有直接的政治参与，也有间接的政治参与，前者是直接对决策中枢施加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压力；后者是通过一定的媒介，将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输入到决策中枢。而在利益表达过程中，政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萨托利指出：“政党是表达要求的管道。这就是说：政党首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代表手段，它们是代表人民表达要求的工具或机构。”①对中国的执政党来说，无论是直接的政治参与还是间接的政治参与，其发挥的作用是无以替代的。从前者来说，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和民意收集机构（如党的信访部门）相契合，使得直接的利益表达有着政治上的支持和组织上的保证；从后者来说，由于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外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②所以，执政党可以凭借其组织优势和所握有的政治资源，来组织和动员民众沿着国家设定的制度化渠道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也就是支持和引导民众借助国家制度设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执政党对国家机器的影响是间接的，在民众和国家机构之间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另外，无论是直接的政治参与还是间接的政治参与，对执政党的决策来说，都是利益的“外输入”；其实，对领导党和执政党来说，其政策、方针和路线的提出有的是基于政党精英或政党组织自身对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认识，或是对社会利益一种体认，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内输入”。执政党在社会利益的内外输入的过程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也发挥了自身权威性的功能。 （二）利益综合 利益综合能力是将民众的意愿、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转化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利益综合的能力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从利益综合的过程来讲，执政党的利益综合能力至少是与回应能力、自主能力以及程序化的能力是紧密相连的。首先是回应能力，它不仅要求信息输入的渠道要通畅（这在利益表达部分已经展开过），而且它要求对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要有一套回应机制，对事件的发生的原因、性质、影响和策略等方面作出分析和解答，为政策的科学化打下基础。这一套回应机制不仅包括政治系统内部，而且还包括一些社会咨询机构；另外，增强执政党的回应性还要求有一套预警机制来应对突发的事件和问题等等。对中国来说，为了提高执政党在利益综合过程中的回应能力，计划经济体制下“单通道”的信息传输体制，即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主要集中在党政系统内部，已经发生子改变；现在基本建立起了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包括学术组织、思想一信息库、民间思想库、网络、新闻信息系统等在内的混合型信息传输体制，③这提高了执政党回应社会的能力。其次，在自主能力上。执政党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面对着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社会整合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将这些多样的利益诉求转化为社会的一般需求。由于这种转化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完成的，执政党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外在的干扰，包括威胁恐吓、利益诱导等等，执政党如果没有自主能力，就很可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偏差，忽略甚至无视公共利益，从而降低了政党的合法性。对中国的执政党来说，通过价值观念的导引和监督机制的完善，能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不会被一些利益团体所左右，将一些带有个性化的利益诉求引入公共政策领域。最后，在程序化的能力上。利益综合涉及到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和决策中枢这三大系统，要得到高质量的利益综合成果，除了要明晰几大系统的功能边界以外，还要将利益综合的过程给程序化和规范化。程序化的利益综合要求执政党在进行利益综合时，对议程的确立、方案的表决等方面都有明确的程序化规定。中国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确立以及细化，会议制度的相关安排等等，都为利益综合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 （三）政治录用 “所谓政治录用能力，即把社会精英接纳到党内来、使党成为社会各阶层、集团中最优秀分子的代表、成为给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人才的可靠资源库的能力。”④所以政治录用应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党的系统来，因而任何一个政党要实现其纲领和目标，除了需要大批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之外，还离不开社会精英的加盟和支持，有作为的具有感召力的政党必然有一套感召、吸引社会精英的价值理念；第二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将党内的精英输送到国家机关中去。政党同利益集团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谋求执掌政权，在西方，要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有本党的党魁成为政府的首脑，通过首脑践行着政党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组织渠道、选拔机制和培养机制，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在党内发现和培养了大量的治国理政的精英人才，让他们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从而保证了政策的有效性，提升了政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执政党经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将党内的精英或者是社会上的精英输送到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去，使执政党的政策实施有了智力上的保障，并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党的意愿和人民的意愿的统一。将社会上精英吸纳或输送到国家的政权机关，一方面了保证了执政党执政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能将社会精英纳入到政治体系的框架内，为社会整合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