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6）03—0004—04 从社会结构分化的角度来看，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趋势日益加强。这种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具有多维性，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与获取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与方式、职业结构、利益结构、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沟通模式、社会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社会流动方式、居住与认同方式、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评价等多个层面。[1] 而在这其中，社会群体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伴随着经济改革所出现的利益多元化，不同利益取向的社会群体由此逐步形成。这种群体分化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对执政者提出了有效整合利益协调利益的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尤其是，群体的利益诉求往往也包含着利益的矛盾甚至是社会的冲突，因此，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以克服由于群体分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一问题，认为社会转型带来阶层分化，由此将必然出现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多元化与利益冲突的局面，因而有必要强调执政党进行有效社会整合[2]、利益整合、[3] 或是通过政治整合来实现利益整合的必要性。[4] 也有学者就利益整合的对策和思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确立一系列的利益整合机制，包括利益观念导向机制、利益表达和综合机制、利益流向确定机制、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益冲突调解机制等等。[5]然而， 过于强调执政党在利益整合方面的作用往往存在这样一些缺憾，即尽管利益整合是转型社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但却不是全部；而且在强调利益整合的同时，多数学者并没有对利益和利益整合进行有效的界定，从而使得由此所提出的对策分析流于空泛。此外，不仅执政党负有整合的责任，包括政府以及其它公共治理机构都可以承担整合的功能，而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未引起充分的讨论。 本文试图从社会群体的形成及其分化这一角度考察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以及政治整个问题。我们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伴生的社会群体分化状况引发了贫富分化、相对剥夺、政治参与群体性事件等等一系列社会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与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当前社会不稳定的基本要素，如果处理不当便危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就显得十分迫切。而政治整合又需要构建各种公共治理的机制和结构、通过政策手段以及政府行为来达成。 一、群体分化：改革以来社会结构演变的逻辑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可以看到一个明晰的演变逻辑，这就是由改革前简单的社会结构不断地进行分化和裂变，变化的主动力是经济领域里的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元化的利益结构便逐步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不同利益取向的“经济人”不断进行着利益的分化与重组，在强调利益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因此，所谓社会结构的分化又可以简化为社会结构群体化的趋向。[6] 由于改革将会持续下去，由此带来的利益变动和结构变动也将持续下去，因此社会群体结构无疑会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改革之前的中国是一个成分简单的社会结构，大致包括工人、农民、干部等等，知识分子享受着与干部同等的物质待遇，上述结构之间的利益相对均衡，社会结构分化程度相对较低。各种社会群体内部分化也不明显，干部根据行政级别的高低会在工资、福利待遇上有所差别，工人会根据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区分，农民和政治上受到排斥的社会成员内部则没有多大的差异性。这种简单化的社会结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来维系的，包括人民公社制度、单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粮食及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计划票据制度。此外，在意识形态上，国家还倡导集体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及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因此每一个社会阶级只能通过国家的再分配机制来获得生活必需品，利益结构极为简单。这种平均主义浓厚的简单化的社会结构为各种政治运动提供了社会力量，各种社会群体能够很快被动员起来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大致沿着四条轨迹发展： 一是在原来的各种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分化。随着改革进程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原先主要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分化现象。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在农民当中，分化出农业领导者、农民工、乡镇企业管理者和乡镇企业职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管理者等各种群体。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革，也使得工人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工人的境遇与企业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连。企业效益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工人的收入，如果企业亏损或者破产，则工人就会面临失业下岗的风险。相关调查还显示，在企业内部工人的地位也发生着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工人的工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住房、福利待遇和津贴等都与职务、职称和工种等联系；另外，工人和干部的身份差异也进一步加强，管理人员逐渐成为权力的中心，技术人员的地位有所上升，这些都使普通工人在管理和决策上的权力进一步削弱。[7](P35) 另外，外资的进入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对国有企业及其职工也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出现了高收入的外资企业工人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工人等等的不同群体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