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后，后权威主义时期民主的巩固越来越成为研究政治转型的学者关注的焦点，这里对学界关于民主巩固的两个理论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1.民主巩固阶段民主的涵义。 政治学家们对如何把民主理论应用于民主巩固过程的研究并没有得出成熟的结论。在权威主义向多元民主转型后，通常涉及到的规范问题是，新的政权在其所面临的特殊的历史和发展环境下，应该选择哪一种民主的模式，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民主？是精英政治还是参与型政治？是程序性民主还是实质性民主？是“弱”民主还是“强”民主？关于这方面的经典论述，例如卢梭、熊彼特、罗伯特·达尔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已经难以对民主发展和巩固的丰富现实提供全面而有效的理论指导。罗伯特·达尔于1971年提出的“程序和制度的最低纲领”理论，对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是这样定义的：能够自由地建立和加入社团组织；言论自由；享有投票权；有担任公职的权利；政治领导人有争取支持和竞争选票的权利；有可选择的信息；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政府制定政策的制度是由投票和其他的偏好表达方式决定的。这一论述后来成为所有“转型学家”研究的起点，例如熊彼特的著名的“现实主义”民主理论就是以此为导向展开的。但是达尔提出的两个基本的民主范畴，即公开的竞争和政治参与的某些重要的涵义被熊彼特忽略了：按照熊彼特的狭义的理解，参与仅仅是“选举参与和担任公职的权利”。达尔的民主定义被称为是“最低纲领”或以制度为基本标准的。 林兹（Juan Linz）对达尔的民主定义进行了这样的解释：“通过基本的联系、信息和交流手段的使用，自由形成政治偏好，以使领导人实现规范的非暴力的轮替，并实现他们按规则运作的承诺。这还意味着任何由竞争产生的官职不得遭到排斥，不得禁止政治共同体的任何成员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迪·珀尔马（Di Palma）甚至更为狭义地阐释了民主的定义：“转型中的政治民主要在常规的熊彼特的或代表的意义上来理解。”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认为，宪政的民主特性是由政治决策过程的偶然结果所构成的，进而，他把民主定义为“一种不确定的组织体制”。这一定义实际上是把民主看成是一种解决社会政治矛盾的抽象的体制规则，是由参与竞争的政治力量的行为决定的，其特点是其政治后果的不可预测性。这一点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定义有很大的不同。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为权威主义体制的实在性和确定性提供了合理性。 一些学者认为，用熊彼特的狭义民主和达尔的最低纲领的民主定义来指导当代民主转型的研究有一定的缺陷，理由是：第一，达尔的最低纲领所设定的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及其完善固然非常重要，但是这忽视了在国家制度与政党、社会团体、社会运动和媒介等表达社会利益的中介组织之间的联系机制的建立。换句话说，在政治决策与地方的和功能的利益组织之间的联系机制的构建被忽略了。这就是说，在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联系网络一定要反映在民主的定义中，而这种联系网络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那种不顾时间、空间和文化的限制来使用民主概念是脱离实际的，尤其是脱离后发展国家的实际，“使用民主巩固的概念一定要谨慎地避免用一种历史上和文化上特殊的完整形态作为标准来评估现代新生的民主制度的发展”。第二，在面临着异乎寻常的经济、社会、种族和民族矛盾以及决策者与民众之间的不协调关系造成的冲突和威胁时，使用最低纲领式的民主理论是难以解释和指导民主的巩固的，尤其是如果大多数人对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后果的期望值过高，那是很危险的，这必然会让人们失望，由此他们会放弃对民主的忠诚，或者至少会减弱这种忠诚。从后发现代化国家，例如东亚后权威主义和东欧后共产主义民主化的特殊性来看，就是如此。我们必须记住，民主只能更换统治者，而不能直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历史没有给后发现代化国家像西欧资本主义那么长的时间来完成同样的历史任务。在西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三大主题：法制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而东亚和东欧新的民主政府则一开始就面临巨大的压力，它们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来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就没有立身之地。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很难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原始积累，“如果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伴随着广泛的社会福利的制度化过程而产生的，那么它只能依赖稳定”，或者说在民主的巩固时期不能仅用那种制度和程序上的民主来规范政治的进程。 一些学者提出在当代民主化国家中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并把此看成是民主巩固的前提条件，这是一种实用目的较强的对传统的民主规范的调整。这种观点隐含着民主巩固时期要以实现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为主要任务，在此情况下，某些民主的选择和措施实际上不是必不可少的，而权威的手段可能是更有效的。这种社会安全措施是否能够得到加强，即在现实中能否通过宪政实现基本的国家发展目标还有待观察。在自由派看来这将导致民主选择的局限性，即民主将借助于非民主的手段在自我破坏中得到拯救。这一思想显然超出了熊彼特和达尔的最低纲领的民主思想。但有人指出，这种研究民主转型和巩固的实用主义分析方法仍然是以熊彼特的精英主义最低纲领的民主思想为基础的，并没有解决民主理论中的悖论，因此，尽管这似乎也是一个正确的起点，但用它来评估民主巩固过程中的具体的发展阶段、进展、风险、机会和展望时，却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