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82 一、问题背景与概念界定 在20世纪以前，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认为，非民主政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更为优越。①20世纪初期以来，民主的命运似乎发生了倒转，越来越被广泛传播的一种观念是：民主政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更为优越。自密尔以来，现代政治学除了在规范的层面上从人生而自由平等这一前提出发，推导出民主源于政治平等的内在需求，是一种具有内在的正当性的政体之外，还一再试图证明，民主政体在功能和后果上也优于非民主政体。例如，在密尔看来，只有代议民主政体才有利于自由的扩展、人性的完善和文明的进步。②同样，在达尔看来，民主政体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它会带来十大令人向往的结果。③ 20世纪70-90年代，发生了被称为“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大量的威权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民主政体，实现了转型。在短短的30年中，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民主国家从1973年的30个迅速发展至现在的118个。④对于这一现象，拉里·戴蒙德曾认为，这是“自从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政府治理的民主形式最广泛的传播”。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许多学者都乐观地估计，随着这些国家民主体制的建立，它们将走上高速发展之路，给其民众带来幸福的生活，最终将带来一个民主、和平、繁荣的世界。 但是，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内战、分裂、经济停滞、效率低下和腐败盛行等。一些民主化国家又重新成了非民主国家。一些乐见民主转型的思想家现在又开始哀叹，非民主政体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回潮之势。在思考民主化的学者中，一个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民主政体”(democracy)究竟能否提高政府质量(quality of government)，并给民众带来幸福的生活？ 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由于民主能够内在地满足政治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以选举为代表的参与和竞争的扩大，会为民主政体带来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或者说，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正在于它能够通过选举而在政治的“入口”或“起点”上，为特定的政府提供政治正当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体的论证者才致力于阐明：民主政体是一种基于民众的同意而建立正当性的政体。至少可以说，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唯独民主政体才最少依赖于强制而最多依赖于同意。⑥但是，一个相当令规范理论家们尴尬的地方在于，一些新的经验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新兴的民主国家还是在老牌民主国家中，政治正当性建立的基础，并不主要依赖于“起点”上的选举程序所产生出的代表性，而是更多地来自于政府质量所产生出的政治绩效。⑦ 在这种现实困惑和理论冲突的驱使下，一些学者开始走上了系统探讨民主政体与政府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的研究道路。在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研究中，一个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操作化概念体系的建立，使得各种独立展开的工作可以进行比较和综合。在这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即不同的学者所使用的“民主”和“政府质量”概念并不完全一致。 所幸的是，由于这一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在大数量的层次上展开的，它们所采用的数据多来源于一些大型的国际组织。因此，无论是对“民主”还是对“政府质量”的界定和测量，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开始在操作层面上使用诸如“自由之家”、世界银行、“企业国际”和“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所提供的数据和建立的测量指标。这种做法或许在理论上存在着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却为文献的积累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平台。 因此，在相关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都是“自由之家”提供的从0到10的评分等级，以作为民主化程度的测量指标。有时，为了更为全面地测量，一些学者也使用其他相关组织从选举竞争、公民参与、政治自由和权力制衡等角度提供的数据。早期的研究者大多数通过腐败程度的高低来测量政府质量。显然，这一指标过于简单。后期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逐步发展出了一套更为多元的体系。罗斯坦(Rothstein)和特奥雷尔(Teorell)在总结其他学者的论述后，提出了三个可以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即经济发展、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和人民的幸福感。⑧而巴克(Back)和汉德尼尔斯(Handenius)认为，好的政府质量可以界定为高效的行政并且没有腐败。⑨相关研究的具体变量和指标尽管有所差异，但是近期的大多数研究，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都包含了腐败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 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民主程度与政府质量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案例研究阶段、线性模型探索阶段和非线性模型扩展阶段。由于案例研究阶段无论是在变量安排还是在测量指标方面的差异都较大，相关的研究也主要以描述为主，具体的结论也因时间和地点而有所差异，因而对于这一阶段的研究较难总结。本文的回顾和评论主要围绕后两个阶段展开。 二、线性模型的探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主与政府质量之间关系的考察，都主要是以腐败作为政府质量的测量指标的。随着全球范围内民主化浪潮的开展和对腐败的关注程度的提升，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就已经有一些学者试图发掘民主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数据的收集等方面的限制，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对个别国家的情况进行单个的案例研究，而且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研究也主要是描述某些国家内部的腐败发生机制。随着数据收集与整理技术的提升，在追求系统解释的努力下，一些学者开始尝试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民主与腐败之间建立起某种线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