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1—0015—07 作为19世纪后半期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了英国近代自由主义发生转折的分界，因此，他的思想在近代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就格外具有意义。本文拟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探讨，并概括出他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 1859年，密尔写下了《论自由》这部著作，虽然他自谦地称该书的很多思想来自于泰勒夫人，但实际上此书也是密尔长期对现实社会思考的结晶。① 因为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比一般的人更能够敏锐地观察到现实社会的变化，并对此做出思考。同时，出于一个思想家的社会责任感，他也必须要回答因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人们指出未来的行动目标、方向和路径。 自18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其对立面——工业无产阶级。当两个全新的阶级产生之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要求改革现存的政治体制，获得选举权。当1832年的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之后，无产阶级依然在为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斗争，要求一个更为民主的社会，持续不断的宪章运动就是明证。宪章运动的六点纲领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普选权”。面对这样一个要求实现民主的潮流，是依然固守于旧的政治体制不愿开放，还是理智地看到这是未来的必然？ 格雷米·邓肯曾经这样说过，对于民主，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面对着非常严重的两难境地，当他们通过革命的方式反对传统的统治阶级，扩大着民主之后，又要面对着新的敌人，这就是在民主进程中获得权利的大众。[1](p.70) 但对于密尔来说，不存在着这样所谓的“两难”。因为在密尔看来，这只是一种时代的新境况和“新的问题”。作为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面对已经到来的民主潮流，人们不应该惧怕民主的到来，而是要对“民主”做出回答，实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认同和共同安全。正如罗伯特·埃科莱沙尔所说，是要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实现政治的一体化。[2](p.33) 密尔也说道：“我所寻求和所满意的政府是用最小的代价来实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利益的认同。”[3](p.53) 如果还是要抱着敌对的态度来阻挡民主的到来，那样只能是导致阶级间的冲突和对立，不利于社会和人类的进步。早在1848年，密尔就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一文中指出，“在人类进步的现时代，当平等的观念每天都更加广泛地在贫苦阶级中传播的时候，把人分为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两个世界的阶级则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从而也不可能取得人类的进步……如果富人根据某种自然法理论把穷人看作为奴仆和依从，而反过来富人被穷人视为猛兽，无法实现期望和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要给富人以让步。在两个阶级之间对正义完全缺乏尊重则标志着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分裂。”[4](p.170) 因此，在密尔看来，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则要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看到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命运的存在。② 所以， 密尔在“自传”中这样写道，“除非人类思想方法的基本结构有一巨大的变化，否则人类的命运不可能有巨大的改善”。[2](p.140) 我们如何在民主的时代形成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来认识民主的时代特性，对此，不能不提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是与密尔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1853年，他发表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主要探讨了民主的特性。密尔在读完这本书后，认为托克维尔对“新政治哲学”作了“最好的表达”，并称托克维尔是“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领导者”，是“我们时代的孟德斯鸠”，赞扬托克维尔的成就如同“把培根和牛顿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和政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么多年来，对政府哲学最伟大的贡献当属托克维尔最近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划时代的。”[5](p.134) 正因为此，米勒认为，托克维尔对密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说：“托克维尔对密尔的影响，特别是对其自由观点的影响是巨大的，远比其在自传中所承认的要大。”③ 他们俩人曾经多次通信，互相称许对方的才华，并且探讨着很多问题。密尔完全同意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天之所向，没有人能够阻挡。④ 在密尔看来， 事实上，也无须阻挡，⑤ 我们在迎接它的到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上判明民主的特性和影响，以及在民主的时代我们如何保持着自由，也是社会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 在密尔看来，如若处理不好，民主的的确存在着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导致人的完全平等。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将会对这个工业社会的发展造成损坏，带来对人的完全奴役。密尔写道：“多数人的暴政”将导致的“不仅是没有自由，而是更多的依从；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而且是奴役；不仅没有快速的变化，而是像中国一样的停滞。”[6](p.50) 他还说：“这并不是因为包容在大众里面的个人是完全平等，而是因为大众本身已经成长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个人完全没有力量去面对它；因为大众随着技术的进步能够一致行动，能够强迫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所有的个人在他面前的屈服。”[6](p.50) “如果美国式的民主首先控制了我们，多数人的专制将不亚于一个人的专制。”[6](p.64) 这样，在对民主特性的分析中，密尔一方面欢迎它的到来，另一方面，也始终在思考如何保持每一个人的独立、自主与自由。 实际上，在对民主的分析中，在维护人的自由中，密尔已经设定了这样的内涵，即在这个工业的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时代，要在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自由，实现自己的充分发展中来推动着人类和社会的进步。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则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或者说，在一个民主化的时代里，推动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动力在哪里。如果回到密尔对民主的担忧，我们完全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同时也可以看到，密尔在接受了托克维尔的“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概念之后，又改变了论证的方向。密尔对民主特性的分析重点不再仅仅是像托克维尔那样放在“多数人的暴政”（Despotism of Majority）上，的确，民主时代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一种政治性压迫，但更为严重的是，民主的一致性还将会带来社会“习俗的专制”（The Despotism of Custome ）， 从而导致人类的“集体的平庸”（Collective Mediocrity）。因此，民主的时代不仅将是一个“多数人暴政”的时代，也还是一个“集体平庸”的时代。[7](p.11) 如果在一个民主的时代里， 既没有了个人的独立、自主与自由，又没有了人的首创和特异，那么人的发展不仅将会受到阻碍，而且社会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密尔为什么在民主化时代到来之际，能够无比犀利地看到民主的弊端，努力提防民主的危害，维护人的自由。通过这样的思考，密尔将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