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

      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是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它既是这一学科在新形势下发展的产物，也是新一代的地缘政治学者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进行批判的结果。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传统地缘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削弱，一些地缘政治学者在国际关系学界所兴起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从批判的视角重新审视以“国家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传统理念，结合现实提出了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新观点。了解这一学说的新发展，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地缘政治学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发展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探讨地理位置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学说。该学说认为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对外政策，都会受制于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共同影响。从结构上来说，这一学说有两个核心概念，即地理(geography)和政治(politics)。前者是指对地理空间的一种表象认识，即“世界是怎样的”；后者是指获取世界权力的一种战略思考，即“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在地缘政治理论中，“地理”涉及国家、领土、边界、民族、资源、人口等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领土、边界勾画出国家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和形状，而资源、人口等则决定着国家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作为一项思考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研究，地缘政治学的中心议题是阐释国家在地理空间的权力关系。

      从学科来讲，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在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华莱士(Alked Russel Wallace)“进化论”的影响下，一些人把国家比喻为“如人类一样的有机生命体”，把“适者生存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开始了对国际事务的环境因素研究。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注：Friedrich Ratzel,Politische Geographie,Oldenbourg,Munich:1897，转引自[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继承了地理学先驱李特尔(Carl Ritter)、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沙佛尔(Albert Schaffle)等人的研究，首创了“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的概念，把地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综合到一起，把人、国家和世界作为有机体进行研究，把国家视为一种具有一定空间，会增大、缩小并最终消亡的生命有机体，认为强大国家只有在不断扩张中才能生存。这就是著名的“有机国家论(organic state)”。拉采尔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由此派生出一门新的学科——政治地理学(politics geography)。

      瑞典地理学家契伦(Rudolf Kjellén)（注：Rudolf Kjellén,Staten Som Lifiom,Stockholm ,1916，转引自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87页。）继承并发展了拉采尔的这一学说，把道德范畴、知识分子数量和人口素质等也视为国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第一次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来描述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契伦认为一个国家具备3个条件才能成为世界强权：第一，领土必须辽阔。第二，内部必须有较强凝聚力。第三，必须有“行动的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即有出海口。契伦的这样一种思维角度，使得地缘政治学说一问世，就蕴含着国家“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从而为国家的扩张提供了理论根据。其后豪雪佛(Karl Haushofer)所阐述的“德国式地缘政治学”，一个中心概念就是“扩张”。他认为，“扩张是弱小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指导原则”。在豪雪佛的地缘政治学说中，“生存空间(lebensraum)”是一个核心概念。（注：有关豪雪佛的地缘政治学说，请参阅Holger H.Herwig,"Geopolitic:Hanshofer,Hifier and Lebensraum," in Colin S.Gray and Geoffrey Sloan,eds.,Geopolitics:Geography and Strategy,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1999,pp.218-238。）

      地缘政治学表现出的这种研究倾向使它一诞生就承担了为国家设计战略的使命。其后相继出现的有关海权、陆权、边缘地带、霸权周期等理论，实际上都是学者、战略家和外交家为自己国家设计的全球战略模型。（注：Gearoid Tuathail,"Understanding Critical Geopolitics:Geopolitics and Risk Society,"in Colin S.Gray and Geoffrey Sloan,eds.,Geopolitics:Geography and Strategy,P.435.）美国海军军官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革命与欧洲的影响》、《纳尔逊传》、《美国对海权的兴趣》、《亚洲的问题》等著作中总结了有史以来的海洋战略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海权论”。这一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注：Sudeepta Adhikari,Political Geography,New Delhi:Rawot Publications,1997,p.434.）比马汉稍晚一点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了陆权的战略模型，认为海权是构建于陆地之上的，陆地大小、人口规模和生产力高低决定海权的最终强弱。他所阐述的“地理枢纽”、“心脏地带”、“世界岛”、“中间带”与“地中洋(the Midland Ocean)”等核心概念，表明了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权势分布图景及由它所体现的海权和陆权的对抗模式。（注：有关麦金德的理论，请参阅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5～31页。）其后的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不赞同麦金德的观点，他提出了“边缘地带”的战略模型，认为只要掌握住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可以限制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国家的扩张。据此他得出了著名的假说：“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注：N.J.Spykman,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Co.,1944,p.43；转引自[美]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在这之后虽然地缘政治理论向着立体化方向发展，如意大利学者杜黑(Giulio Douhet)提出“空权论”，美国学者格雷厄姆(Daniel O.Graham)提出“高边疆”的“天权论”，但这两者都不能脱离陆权和海权的分析框架。直到1978年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霸权周期战略模型，地缘政治学中才出现了新因素。莫德尔斯基在对1494年以来的国际冲突和领导权（霸主）模式进行考察之后，提出权力互动存在以大约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每个周期里都有一个领导者，各个周期里都包含4个阶段：在全球争霸战争中崛起、世界领导国地位被承认、技术与制度上的革新以及权力结构的分散化。分散化导致新的争夺，进而转入下一轮循环。（注：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oio-Stat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0,No.2,1978,p.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