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治理问题的提出 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体系，是一种自我维持机制与自我延续机制非常成熟的政治文明形态。通过政治体系内部价值、组织与制度的有机整合，并通过以大一统的天下主义和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特征的价值统合，以皇权为核心的国家官僚科层体系和以族权为核心的宗法家族组织的组织支撑，以科举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一系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行人员、资源和信息交换的制度维系，它成功地解决了超大规模社会如何治理的问题，确保了中国古典政治文明形态的长期延续。 但是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发展进程被打断并一度导致中国传统延续性的中断，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资源不断耗散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有效缔造一种适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要求的新传统导致了中国国家建设的长期波折与失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中国在回归人类文明主流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涅槃与重生，中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中国是一个文明史延续几千年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即将跨入现代性门槛的中国人民。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的宏观连续性体现在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1] (P432)同时，当下的中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大国治理问题既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面临国际与国内问题的双重压力。高民政、姜崇辉提出在政治社会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时代条件下应树立“治众异于治寡”的治理理念[2]，强调大国治理与大党治理的特殊性。在开放的条件下从事国家建设是大国治理的主要背景，也意味着新的风险将通过国内与国际因素的复杂互动得以呈现，大国治理难题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了全新的内涵，但是大国治理作为中国历史性难题的基本特征一直得以长期延续。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对我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面对一个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国家建设与大国治理的关系日益密切。首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是社会凝聚与政治认同的核心，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存在的根基，国家依然是国际竞争的基本主体和实现公民权利的主要依赖对象。其次，面对日益多元与分化的社会，国家通过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日益成为社会整合强有力的行动者。林尚立认为多样化社会整合的关键，不是减少或消除多样化，而是构建容纳多样化的新的国家领导与治理体系，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政治建设。多样化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治建设的发展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国家政治建设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任务，其使命就是发展和建设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系、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意识形态体系。[3] (P103)因此，大国治理是中国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关键内容。 二、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 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基础的核心要素包括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及当下的时代特征。我们认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关键特征是对一个巨型社会的治理，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态特征，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国治理的政治前提。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的主流价值意识形态与基本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社会核心的治理力量，即共产党；二者同时构成了大国治理的政治前提。在中国的国家治理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与制度框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法定执政党，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拥有庞大的组织网络与严密的组织体系，其基层组织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而成为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与关键的治理主体。因此，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与坚持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的引领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前提。 第二、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大国治理的体制基础。我国是实行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地方政权一般包括32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有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到1999年底有地级行政区划数331个，其中包括236个地级市和95个地区行署；县级区划数2109个，其中包括1626个县、427个县级市、49个旗、3个自治旗、4个其它县级单位和749个市辖区；乡级行政区划数在1995年底包括29502个乡(其中包括民族乡1330个)，建制镇17532个。[4] 虽然在我国自治区拥有相当的自主权，特别行政区拥有很大的自治权，但是从整体上讲，我国国家治理体制是典型的中央行政集权式的治理体制。各级政府机关之间存在严密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且上级政府通过具体的人事任免权、财政资源分配权以及重大项目审批权控制下级政府。集权型的国家治理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集权模式；二是行政组织内部的权力领导体制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这种集权型的大国治理体制为维持一个庞大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体制基础，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运转一个庞大政治体系的难度，对中央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平衡普遍的国家利益与分散化的地方利益之间、统一的公共政策与多样化的地方实际情况之间的治理技巧显得尤为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