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普选制有着为数不少的论述，对这些论述的梳理与分析，对认识当代普选制不乏启示意义。 一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存在，但其范围和层次都有特定的极其严格的对象限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普遍化，标榜“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需要突破种种限制，从而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普遍选举”的主张，这一口号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利器。同时，普选制也就开始成为革命的重要旗帜。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普选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普选制的基本性质，他们指出，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并非为资本主义所特有。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评注说：“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89）也就是说，选举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选举现象在原始社会就有萌芽，可以被称为“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104）。选举现象同样存在于诸如古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封建时代等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中有着一定的普适性。他们进一步阐述了选举的实质，指出，选举的性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对社会经济基础有着历史的依附性，它往往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说：“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未来社会，“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289） 选举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具有程序和过程意义，有着与独裁和专制相对立的进步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普遍实行无疑扩大了民主的范围，使公民获得了平等参与政治的机会，使资本主义民主在形式上趋向大众化。在这一过程中，广大民众为争取普选而进行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看到了普选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 马克思在1852年写的《宪章派》一文中就提到普选权在英国的意义：“他们（宪章派——引者注）为之而斗争的宪章六条，所包括的内容不外是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pp.390—391） 在另外一篇名为《行政改革协会——人民宪章》的文章中，马克思揭示了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历史意义，这一纲领的中心就是要求普选权。他着重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实现这一纲领，能够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为利用它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道路。“这是人民群众的宪章，它意味着人民群众取得作为实现他们的社会要求的手段的政治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309）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还分析了英国与其他大陆国家的不同，如英国没有发达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关，并且大部分居民都是无产阶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得到政权，其办法就是实行普选。虽然工人阶级通过普选权取得政权的希望没有实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他们肯定了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斗争的作用，选举必然成为无产阶级手中的有力武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就提到工人政党对当时的选举造成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工人阶级对自身阶级力量的认识。“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会有过的直接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于‘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统治了英国工人几乎40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33）恩格斯也说过：“选举促进了精神力量的觉醒。”（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p.424）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更为明确地指出：“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p.173—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