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文化语境的政治学言说中，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似乎已经成为了主流的论说方式：自梁启超以《先秦政治思想史》正式开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言说以来，论述中国政治思想问题的学者，大都习惯于将中国政治思想放置到西学的框架中加以品评，并在这种品评中为中国政治思想确立其思想品格与历史定位。到近期，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之风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几乎是不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中言说中国政治思想，就无法陈述中国政治思想了。这种言说方式自身究竟具有多少正当性资源，从理论逻辑上讲，是一件需要理性审视的问题。换言之，假如这种言说方式不能在理论上获得正当性辩护，它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值得信任的言说成果。为此，专门讨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正当性问题，就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一、两类质疑 一般说来，从中西比较的路径切入政治思想研究，是基于研究者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处境的体认。这一最有现实根据的支持理由，促使研究者服从现实的号召。同时，西方政治思想依托其哲学基础显示的严谨逻辑性与理论体系感，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尤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表现的非逻辑、非体系的特点，似乎恰恰成为对照。这成为研究者最想求解的问题，推动着研究者解释其中蕴涵的原由。 就前者言，即就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处境来分析，客观地讲，任何一个试图研究中国政治思想问题的学者，都不得不从西学那里吸取资源。原因很简单，研究者时时处处都是在感受到“西方”的压力下展开自己的思考的。一方面，这种压力体现为全方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感。人们可以直观感受到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强势契入者的“西方”的存在，而且“西方”对于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安排发生直接的影响力。加之这种存在、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商议的性质，而是一种以“侵入者”的姿态进入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正视。另一方面，西方全方位的入侵，又带给我们一种相异文化系统的新奇感，促使我们去体认这一文化系统的特质、结构与功能。一个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西方”缘何比中国或者“东方”更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扩张力？“西方”是否在文化思想的结构上具有与“东方”完全不同的状态？换言之，“他们”与“我们”的文化关系成为一个我们感受到西方压力之后必须求解的文化问题。于是，从经济的因素推进到政治的因素，再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关乎教育、科技、传统、习俗等等方面的问题通通都纳入到我们的比较视野之中。再一方面，现代性思维注入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经历之中，使得我们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观念。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启蒙主义、进步主义引导着我们的文化思考。一些现代性文化预设，成为我们思考政治思想问题的前提：“西方”文化理念具有普遍性、理性性、先进性，而中国或东方传统具有特殊性、非理性特点及落后性。于是，“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就成为我们文化选择的必然宗旨。无疑，这些理由促使“中西”而不是其他区域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成为政治思想研究的主流，这是“历史”给出的理由，即是由社会历史变迁注定而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这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者来说是一种社会压力。 就后者言，即就中西政治思想的结构特质具有的重大差异性进行比较来看，毋庸讳言，每一个研究者不得不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强大压力，并以这种压力为政治学思考的前提。因此，当一个研究者试图研究中国政治思想问题的时候，这种研究的现代性限定就制约着其思考了：由概念、判断、推理构成的“逻各斯”框架犹如一个预设好了的思维天地，引导或逼使研究者进入其中，否则他就既不知道如何展开自己的研究思路，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思考结果（注：正如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凡例开篇陈述的“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可以想见，假如不是西方政治学提供一个陈述框架，还真不知道“中国”政治思想史怎么个写法。这种状况，对于以“中国”命名的各类专门思想、学术史的写作，都是一样的。可以进一步参见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时对于类似问题的陈述。参见冯氏《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卷绪论，中华书局1961年新版。）。这是中西政治思想比较之理论思考向度的理由。这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者来讲则是一种学术压力。 正是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所据以成立的两个基本理由上，产生了对于这种研究的两类质疑：一是历史向度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二是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 前者，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价值正当性质疑，乃是关乎这种研究能否成立的一个基本质疑。这一质疑表达的一个核心意思是，仅仅选取“西方”政治思想作为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轴心，而不是“平等地”选取各民族或国家的政治思想来进行比较，其间有一种以“西方”价值（比如自由、民主、法治等等）为轴心价值的预设，这是一种种族主义心态的研究预设。这一质疑，实际上就是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正当性在价值层面上的质疑，它显示出质疑者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处境的逆向反思——假如不是“西方”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入侵，或许我们自己也可以从容地发展到恰如西方那样的状态。因此，他们朝反方向提问：如果不是种族主义的思维逻辑主宰着这种研究，那么为什么不是中非政治思想比较、中国南美政治思想比较而是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这一质疑具有挑战性。它促使人们从预设历史可能性的角度，挑战站在历史既定性角度做出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合理性。 后者，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较逻辑向度的方法合理性质疑，乃是关乎这一研究是否具有方法上的正当性的质疑。这一质疑直接影响到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可靠性，并进一步引申到这一研究的学术含量质疑。前一方面的质疑理由在于，当我们以“西方”的现代性政治的价值预设、制度安排以及日常政治生活为坐标，品评中国政治理念、制度设计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无可避免地会扭曲中国的事实状态。对于中国政治思想的解读，无法凸显“中国味儿”，而强使“中国的”变成为不中不西的东西。后一方面的质疑理由则在于，当我们在中西古今的纵横向度上比较思想家的、时代思潮的或制度安排的、历史趋势的等等问题的类同性或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对于比较对象选择的适宜性乃是一个无法保障的事情。这样，出于研究者的兴趣做出的带有强烈主观性的比较对象选择，就无法推出带有客观性保证的可靠结论来。这种研究的价值就无法保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