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内对社会分层理论讨论的不断关注和深入，中产阶层（注：在提法上，与中产阶层概念并行使用的还有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中等阶层等。本文认为这些概念的指向对象相同，在所引用文献中的不同说法并不影响本文主题的讨论。）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越来越频繁地被论及，并引发许多争论。本文避开诸如中产阶层划分标准、甚至在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层等争论，仅仅就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作相关的理论探讨。 一、“稳定器说”渊源深厚 在论及中产阶层有关政治秩序的社会功能时，常常强调中产阶层政治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维持社会稳定和充当阶层冲突的缓冲等特征，我们把这类观点称为中产阶层的“稳定器说”。 在当前我国学术界的讨论中，学者们非常一致地接受了这种“稳定器说”，甚至将这种观点作为分析、研究的无须辩驳的预设前提。比如，有学者论及：“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我国传统中级阶层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注：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除了理论探讨，在带有调查报告内容的论著中，“稳定器说”也被作为一个公理性预设，成为数据和结论之间关键的逻辑分析传承环节。比如有学者在调查中得出社会中间层匮乏的数据之后，就以中间阶层的社会稳定作用为预设，以政治稳定为目的，顺理成章地引出要大力培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性社会结构的结论（注：参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2、73、254页。）。 我国学术界“稳定器说”的理论直接引进（更贴切地说是照搬）自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其实，稳定器说之渊源深厚，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的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提出中产阶层维护城邦政治稳定的功能。在他看来，中产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理想的中庸阶层。中产阶层是阶级争斗中的平衡力量，可以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若城邦中严重缺乏中间阶层的力量，就可能导致两个严重对立的阶层之一掌握政权，成为不稳定的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页。）。 马克思在著述中有许多地方认为中产阶级是保守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在批评大卫·李嘉图所采取的资本主义立场时说：“他忘记指出：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安全和力量。”（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3页。）除了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划分的经济属性标准之外，韦伯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标准：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身份认同）（注：韦伯：《支配的类型》，台湾新桥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25、47-87页。）。韦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中产阶级，但从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仍然可以看出他至少不认同中产阶级的革命性。 米尔斯系统论述了美国新中产阶级（所谓白领阶级），其观点经常被引用，对当代学者分析中产阶级有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米尔斯将中产阶级定位为政治冷漠、摇摆不定、没有明确政治意识的阶级，“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甚至，米尔斯直接将中产阶级称呼为政治中的“后卫”，明确反对“白领权力行将崛起”的理论（注：关于米尔斯的相关论述，参见其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1-393页。）。许多学者将米尔斯的这些论断，作为论证中产阶级政治秩序稳定器说的有力来源。其他西方作者也大都支持“稳定器说”，如埃米尔，莱德勒（1912年），H·斯佩尔（1934年），L·科里（1935年），F.D·克林根德尔（1935年），大卫，洛克伍德（1958年）等（注：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二、“稳定器说”在实证上的反例 “稳定器说”在现实经验中找到了佐证，但在现实经验中可以发现的反例也比比皆是，置疑了中产阶层只是简单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理论。 在发生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是反对权威体制的主体力量（注：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从1985年2月以后，韩国中产阶层逐渐走到民主化运动的前台，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联合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并成为1986年和1987年的大规模民主化斗争的主干力量（注：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台湾八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若没有中产阶层的参与，社会运动纵然可以兴起，但都可能难以发展，甚至瞬间消失。有台湾学者甚至断言，“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注：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臣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85-187页。）拉丁美洲的经验同样说明了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性。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势力的坚定支持者（注：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1960年，在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尝试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巴蒂斯塔当政时的古巴，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古巴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就越大。 即使在西方，中产阶层的不稳定取向也受到关注。米尔斯在考察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中产阶层、特别是新中产阶层之后，得出中产阶层政治消极的结论。但在20世纪初，中产阶级曾是美国进步派的主体，是当时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注：李剑鸣：《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中产阶级对自身地位下降、财阀统治、“老板”专横和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不满，期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激烈冲突的局面（注：肖华锋：《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文史哲》2001年第5期。）。即使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在平等主义的感召下不满于群体地位低下，曾一度被认为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是政治争端的根源。后来，由于战后长期繁荣、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等原因，他们的左倾才发生微妙的右转，趋向于保守（注：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2页。）。这里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多变颇令人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