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治论

      在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生活中，民族共治(jointnomy)（注：笔者构造"jointnomy"（共治）一词，旨在从构词上与"autonomy"（自治）作为一对概念使用。）是与民族自治(autonomy)同时存在的事实，但是，这一点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我们不但缺乏对民族共治现象的深入研究，甚至没有提出民族共治的概念。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从自治到共治共和：阶级政治实践

      从政治思想史上看，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和实践的“自治”起源于阶级矛盾，它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城市与市民，是资产阶级（注：“资产者”是汉语意译，各种欧洲语言（均源于德语Bürger）中的本义是“市民”。）继确立自己的经济地位之后提出的社会政治追求；随着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进程，自治思想最终又被“共和”思想所取代。

      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社会，以城市网络的形成为显著特点。与中世纪早、中期封建贵族建立的仅做防御用的孤立城堡不同，此时的城市是一种新的集生产和生活为一体的社会单位。作为一个社会单位，需要行政管理，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自然就成了城市的管理者，并通过与贵族和教会的斗争自主地建立了“市政府”。由此，“生产财富的公民、他们的领导人和知识阶层，实现了自己完全自治的理想”（注：Santiago Gahona Fraga,Los oles en Europa hacia el Siglo XXI,Oikos-Tau,Barcelona,1998,pág.145.）。

      资产阶级的自治化城市，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它又是另一个更大的社会单位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西欧人所言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注：国内外许多论者认为，国民—国家是西欧资产阶级的创造，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这个认识并不准确。国民—国家或其雏形“人民—王国”(people-kingdom)与资产阶级一样，都发端于中世纪后期。资产阶级只是改造、巩固和最后统治了国民—国家，或者说只是通过资本市场和公民权利把君主专制的“人民—王国”变成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国民—国家”，以自己所解释的“人民主权”取代了王权以及贵族和教会权力。资产阶级没有改变国民—国家的外壳，只是改变了国民—国家的内部结构，在某些方面革新和充实了国民—国家的内容。无产阶级对国民—国家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如此。）。国民—国家的早期政治特征不是人们后来所言的民主、自由、分权等等，而是专制、统一、集权。这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极大的限制。因此，资产阶级势必要突破它，而突破的工具就是自治。从发生学的角度说，资产阶级提出的“自治”要求是根源于对“他治”的不满，而他治的实施者就是与资产阶级同属一个国民（大多数情况是如此，也有例外）和一个国家的王室、贵族和教士阶层。可以说，西欧早期国民—国家的专制统治，是促使自治思想产生的催化剂。

      但是，资产阶级并未就城市市政自治权的获得而止步。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出于自身利益的要求，资产阶级以自治化城市为基础进行自由联盟（如“汉萨同盟”），开始与贵族和教会进行新一轮斗争。斗争以角逐国家权力为目标，以“共和”(republic)思想为旗帜。

      "republic"一词，在西欧诸语中是复合词，它由"public"（公、公有、公众、公共之意）加前缀"re"（再、重新、又、回复之意）而成，意为“回复公共”，汉译“共和”。所谓共和，就是以民主为原则的国家管理制度，它是浪漫主义时代西欧人依据古希腊思想家对古希腊城邦（如雅典）社会政治生活的描述而得出的理想化概念。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认为，古希腊城邦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公正、自由、民主、法制、市民权利（实际上是奴隶主的权利和奴隶主之间的公正、自由、民主和法制）等等为基础（注：George H.Sabine,Historia de la Teori a,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de a,Madrid,1996,pág.31.），而西欧中世纪社会形成的君主制则以王室、贵族和教会的专制统治为基础，资产阶级没有发言权，这是不合理的，因此应当再造共和，以古希腊城邦为理想重建国家的管理制度。

      一部西欧现代时代的政治历史，就是资产阶级从要求自治到要求共和的斗争历史，它以资产阶级完全掌握国家的政治、财政和司法领导权力而宣告结束。由自治城市到共和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内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部曲。国民—国家通常又被称为现代民主国家，就在于资产阶级对国民—国家所进行的共和改造。在共和制度下，资产阶级、王室、贵族和教会各得其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欧，作为阶级政治的实践，自治是以各阶级走向共和为结局的。这种结局也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实。而共和的要义，就是各阶级在法律上都有为了自身利益而参与管理公共权力的权利，即各阶级对社会和国家实行共治。共和共治，现已成为当代国家各阶级的共识，不管这种共识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

      人类社会的阶级政治，自近代以来经历了由专制、自治到共和共治的发展历程，那么，民族政治的发展历程如何呢？

      二、民族自治：殖民帝国时代后期的产物

      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不仅阶级矛盾表现为对抗的性质，民族矛盾也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资产阶级对待民族矛盾一贯奉行同化和分离的政治哲学，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人民，一个国民，一个国家”(one people,one nation,one state)的民族主义古典理论，而当这种理论在实践中遇到障碍的时候，自治又成了可供选择的方案。这是发生在殖民帝国时代后期的事情。当时，国民—国家理念由西欧传遍世界，西欧列强构筑的世界殖民帝国体系面临着殖民地人民“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独立运动的挑战。独立是殖民地人民和被统治民族的要求，但这又是宗主国和统治民族特别是其中的资产阶级所不情愿的。也许是受“城市自治”经验的启发，在双方斗争都无取胜把握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想到了自治方案。例如，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1859年几乎全部实行自治，加拿大在1867年成为自治领。再例如，奥匈帝国建立后，帝国统治者与各民族资产阶级也于1867年达成了自治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