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条件下，有无可能形成有别于且超越于自由民主制的“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模式?中国式的贤能政治能否发展为可欲且稳固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不但涉及中国如何形成成熟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实践问题，而且是关涉能否及如何超越福山“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的重大理论课题。站在建设性的立场上看，惟有以现代性的内在机理和基本病理为参照，始能深入把握中国式贤能政治在现代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契机。这意味着：一方面要在现代性之“问题性”的逻辑中把握中国式贤能政治相对于西方主流现代政治模式(即自由民主制)的超越空间；另一方面还要深入把握现代性在意识结构上所施予中国式贤能政治的正当性限制，从而探寻其“转进新生”的发展空间。本文拟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期能在充分把握中国式贤能政治所面临的契机和挑战的基础上，将其建构为既超越自由民主制、亦超越实践困境的可欲治理形态。 一、中国式贤能政治对“历史终结论”病理学逻辑的超越 从学理上看，福山对“历史终结论”所面临挑战的分析可视为对自由民主制之内在病理学逻辑的揭示。如果以此为思考起点，便可以把左翼所批判的实质不平等和右翼所洞察到的“末人”(the last man)问题，视为自由民主制之问题性的命门所在。相应地，可以把中国式贤能政治解读为可超越实质不平等和“末人”问题的替代性政治形态；而它能否成为可欲且稳固的现代治理形态，则取决于其能否积极回应其在现代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在本节中，笔者将讨论中国式贤能政治之于“历史终结论”病理学逻辑的超越空间；后文将在把握其在现代条件下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探究回应这些挑战的转进空间。 (一)福山论“历史终结论”的病理学逻辑 在“后冷战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之际，福山即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旨在阐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可能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其本身构成了‘历史的终结’”。①而自由民主之所以表征着“历史的终结”，乃因为它通过授予所有人权利，实现了普遍承认——通过这种承认，每个人作为自由且自主的人之尊严得到承认。这种普遍承认，顺应并充分实现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这一推动历史发展的“超历史”逻辑。这种承认的普遍性，不但指涉主体的普遍性，而且关涉内容的普遍性。就前者而言，它是对所有主体的普遍性承认；就后者而言，其承认的对象既包括灵魂中的激情部分，亦包括灵魂中的欲望和理性要素。 福山并未讳言“历史终结论”所面临的挑战。在他看来，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翼和以尼采为代表的右翼对自由民主的批判，是“历史终结论”所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其中，左翼的批判指向了自由民主所赖以为基的普遍承认之虚假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谓的自由民主其实形成了新的“主奴关系”，无产阶级实质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质言之，它并未带来实质上平等的普遍承认。不过，左翼的挑战并未完全超出“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因为其质疑的只是自由民主的实现方式(即制度化方式)，但并未质疑自由民主价值本身。可以说，左翼所针对的只是制度层面的“历史终结论”，即英美等主流西方国家所实行的代表着“资产阶级法权”的自由民主制，但并未超越价值层面的“历史终结论”，即表征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终点”的自由民主价值。 更一般地看，左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其实指涉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病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价值的矛盾。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翼提醒我们：现代性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使得现代性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平等和民主价值)仍是“未被兑现的承诺”(哈贝马斯语)。就此而言，左翼的批判事实上为制度层面的“历史终结论”——特别是那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表征着人类政府之最后形式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根本挑战。 不过，在福山看来，以尼采为代表的右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更为重要且根本，因为其所拒斥的是普遍承认的可欲性本身。在尼采看来，普遍承认本身是不可欲的，因为它在根本上抹杀了人在道德上的差别，把原本不应当平等承认的人给予了平等承认。自由民主的胜利，是奴隶的绝对胜利。其所形成的夷平效应，因奴隶占多数而使“奴隶的道德”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道德。然而，这种作为主流道德的“奴隶的道德”是严重粗鄙化的道德，因为得胜的奴隶是一批“末人”：只有欲望和理性、没有激情的人。“末人”是“没有胸膛的人”：他们是一批满足于舒适的自我保存的布尔乔亚，通过对长远的自我利益的计算，汲汲于眼前的蝇头小利，质言之，他们把人生的意义交付于身外之物，信奉物质救赎主义，从而使价值虚无主义在整个社会弥散开来。这种只有欲望和理性、没有激情的“末人”已然不再是人，因为他们深陷于自己的欲望而不再有任何卓越感可言。 进而言之，右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其实指涉他们所辨识出的现代性的两个(互相关联的)病理：平等作为现代性之基础价值的不可欲性与文化放任主义所导致的精神危机。自由民主国家把自由和平等均视为现代性的基础价值。所谓民主，不过是全面落实自由和平等的必然结果：惟有把政治共同体成员视为平等的自由(权利)主体，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更换政治领袖方始具有必要和可能。换言之，民主预设了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开放准入体系”②的存在：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具有“去人格化”的特征，原则上对所有政治共同体成员平等开放。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自由民主国家秉持基于国家中立性的文化放任主义原则，“奴隶的道德”依靠民主的多数原则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道德，从而带来为右翼所批判的精神危机：虚无主义。可见，右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指向了现代性的两大互相关联的病理：平等作为现代性基础原则的不可欲性与文化放任主义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在他们看来，人的优越意识及对这种优越意识的社会承认，既是人类美德得以滋育的源泉，亦构成了政治资源的分配原则。政治是具有特定品格和能力的人始能接近的事务，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因而构成了“限制准入体系”。因此，右翼所主张的政府形式实质是某种程度的贵族制，也即是将政治资源的“限制准入体系”固化的政体形式。由此可见，右翼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既指涉自由民主的制度层面，亦指向了自由民主制的基础价值：平等。就此而言，他们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是价值和制度层面的双重挑战(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