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外政策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如果把哈罗德·拉斯维尔于1943年首次提出“政策科学”概念作为现代政策科学发展的开端，这门学科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政策科学研究为解决人类社会和各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和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政策科学作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在70年代已经趋向成熟。到了80年代，随着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防政策等各具体领域政策研究的深入，随着政策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的改进和提高，政策科学的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多到需要重新整合的程度。进入90年代，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世界多极化的国际新环境，国外政策科学研究的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重视宏观政策分析，促进政府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对各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和压力日益增大。前苏联、东欧诸国的剧变、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及其新规则的形成、联合国组织介入地区冲突和重大事件的作用明显增强、欧洲共同体的实质性进展和欧洲统一货币制度的推行、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震荡和全球恐慌，所有这些政治经济事变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着深刻影响。从政策制定者到政策分析专家和学者开始深切感受到加强宏观政策分析对于国家兴衰、政权命运、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宏观政策分析要求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世界眼光来思考本国政策制定框架的改进和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伟事业。宏观政策分析更加重视国家总体政策制定，重视战略性大政方针和政策范式的改进与创新。例如，在经济政策研究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区域性经济联盟的发展战略成为宏观政策分析关注的焦点。高度重视宏观政策分析的趋势自从德罗尔1990年10月发表《面向大政方针的宏观政策分析》以来，不断在加强。 从政府宏观政策制定层面来看，各国政府都从未来变化的趋势出发更多地考虑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和政策的创新。欧共体各国在全民公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陆续重新审视本国政策与欧共体规则的一致性。美国政府于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议委员会”，对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框架和政策绩效进行评估，开展了“重塑政府运动”。韩国在民主化改革后又开始“第二次建国运动”，对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从大政方针到公共文化进行全面革新。日本政府的“新行政审议会”不断推出改革政府政策制定的新思路，促进了《行政程序法》、《政府情报公开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大力推动了政府政策制定体制和程序的改进。 从政策科学研究成果方面看，宏观政策分析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代表性著作有海伦·英格拉姆的《为实现民主的公共政策》（1993年）、《制高点》（1998年）和马克·莫尔的《创造公共价值——政府中的战略管理》（1995年）等等。 与此相适应，宏观政策分析在政府中高级官员培训和大学官员学位教育课程内容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法国国立行政学院、英国伯明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韩国中央公务员教育学院、日本中央公务员研修院等纷纷在政府官员培训和官员学位教育中增加宏观政策分析方面的课程，以便增强官员的宏观政策意识和把握全局性政策走向的能力。 2.加强规制政策研究，推动政府行政改革。由于规制政策是贯穿于各具体部门政策的具有主线性的基本政策类型，规制政策的调整直接导致和影响政府职能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普遍运用70年代以来逐渐积聚的规制政策成果对政府在调节市场方面的职能进行诊断，从而推动了政府在机构、人员、职能和政策诸方面的综合改革。许多国家都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政府改革，主要精力和工作量应集中在规制政策调整方面。90年代各国规制政策的调整趋向仍然是大力放松经济规制，大幅度精简规章制度。 在韩国，90年代以来，金泳三政府改革的工作量60—70%是规制政策改革，废除6000—7000件有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制政策。1997年韩国总理主持成立“规制改革委员会”，要求政府各部门制定规制政策时要附加“规制成本与效益比较书”。1998年金大中任总统后政府废除了50%的规制，即在12000件规制中废除了6000件。1999年2月又废除了6000件规制中的50%，仅余3000件。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将精简规章制度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1993年“国家绩效评议委员会”成立后提出要全面放松规制，对政府各部门规制性政策文件大幅度删减。联邦机构取消16000页规章制度。 仅联邦人事总署删除的规制文件就有约1万页。 克林顿政府的重塑政府运动以放松规制政策为龙头，促进精简机构和人员以及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在美国，90年代政府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放松规制，打破传统政府在电力、煤气、铁路、自来水等行业的垄断局面，开放市场准入，并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市场检验原则和竞争招标制。 在调整政府规制政策的同时，学术界对政府规制政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各国都有大量对政府改革产生影响的规制政策研究成果。有些作者还是政府规制改革机构的重要成员，对推动政府改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