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50年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走了一条曲折的路。政治学有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分。前者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而后者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逐渐具备学科要素。在中国，政治学是随着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而开始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它追寻着政治学在西方国家行进的脚步而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新中国的建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前景。然而，正当政治学满怀信心地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学科更新的时候，它却被视作“伪科学”而遭到了放逐——从1952年起，它不再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学科和高等院校的一个系科。在嗣后近30年里，政治被突出到“统帅一切”的地步，而政治学却几乎成了绝学。历史证明，政治放逐了政治学，它也就放弃了对民主与其自身的科学性的追求。 改革开放需要政治学，政治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研究工作是与教育工作密切相关的。从1982年起一些大学在本科段设立了政治学专业，不久一批大学在本科段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更多的大学在专科段或本科段建立了行政管理专业，最近几年在工科、农科、医科、艺术、体育院校里普遍地设立了公共管理专业，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前和80年代初在个别大学里建立的国际政治学、外交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这样在我国的大学里就形成了政治学类各专业门类众多、规模很大的教学领域。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也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1982 年我国授予了近30年来属于政治学类专业的第一批硕士学位，1988年授予我国有史以来属于这类专业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另外，在干部培训、成人教育、自学高考等不同类型的教育领域里，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实行而建立起来的不同层级的数十所行政学院里，都设立了属于政治学类有关专业的系列课程。政治学教育有这样的形势，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状况对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取向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大批教师在政治学教育的岗位上辛勤劳作，教学的需要成为他们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动力。政治学诸领域与教学分离的、专门的研究工作，只有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科学院设置的为数不多的专业研究所里才有可能进行。因此，编印的教材是承担政治学类专业各门课程教学工作的学者们的基本的研究成果，这种成果的表现形式就是概论——从某一逻辑起点出发形成一个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现象材料进行梳理与重新组合，编排成对初学者来说条理化的、面面俱到的知识系统。由于国内的政治学研究留下了几十年的空白，因而不少概论是对西方政治学论著的梳理、概括和综述，有些甚至是对某一本或某几本著作的编译。在同一门课程出版了若干本有影响的概论之后，等而下之的教材就成了对这些概论的简单的重新编排。这种研究在我国政治学界已经成为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学研究就是如此”的思维定势，以至于不以学生为对象的专著、学术论文以及硕士学位论文乃至于博士学位论文，都采取了这样的研究与写作方式。我把这样的方式称作“概论式”。 我无意于抹煞“概论式”在我国政治学教育和政治学研究恢复和发展的初期阶段上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反对现在和今后仍以大学专科和本科学生为对象的教材编写继续采用“概论式”，但是现在我要发出呼吁：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政治学各学科的研究生教育要尽快转变方向，废止概论式，贯彻科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科学是有关政治的事物本身的因果关系的发现和知识的系统累积。在政治学的研究中贯彻科学方法，根本的要求就是从经验事实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政治科学认为理解政治的途径是对有关政治的事物本身做出描述、解释和预测。描述的任务是通过“讲故事”，告诉人们“事实是什么样子”；解释的任务是通过分析另外一些事实与该项事实的相关性，向人们揭示“事实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也就是通过单变量分析或多变量分析来发现该项事实与其它相关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预测则是根据已发现的因果联系并用概率论的方法来预言事物的未来走向，也就是“事实将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在政治学的研究中贯彻科学方法，对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给予特别的重视，看重实施假设——验证——发现的研究程序。假设的提出要求研究者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现象材料有比较全面、系统、正确的把握，这样才有可能找到新的研究起点和适当的研究视角；验证则要求研究者选择好的技术方法和分析方法以认识有关事实及其相互联系，并有效地检验假设的真理性成分；发现则要求研究者以特有的洞察力和适当的方法来检视研究的全部结果。横向的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也是在政治学的研究中贯彻科学方法所必需的。科学的根本宗旨是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而政治科学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一定的因果联系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是成立的。 我国的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只有在研究方向上发生这样的转变，才能对我国的制度建设和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期盼着我国的政治学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