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有这样几大明显的发展趋势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1）科技的迅猛发展。（2）信息的爆炸、 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及其产业化。（3）全球化：一方面各国经济普遍市场化， 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统一的世界市场经济日趋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全局性、全球性的问题（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日益对人类提出挑战。必须承认，有些现象在以往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但它们发生快速、广泛且日常性的影响，还是在本世纪后半期。受这一前提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和21世纪仍将会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发生两种逆向的权力流变与权力重组。两个层面，即这种权力流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同时发生，且互相影响、互相催生；两个方向，即这种权力流变有分散权力的发生方向，同时也有与此逆反的集中权力的发生方向。两种互为逆反的权力流变方向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逆反的仅仅是权力发生的指向，而权力内容在两种方向上各不相同。当然，要绝对划分两种权力指向的内容并不容易，两者之间肯定会有交叉，但交叉部分在整体中是占少数的，而且可以在程序上得到解决。尽管事实上权力运作在不同国家、不同问题领域存在着诸多差别，但从理论上讲，当一种权力运作模式有了成功的经验，成为一种趋势之后，行为体之间就会互相效仿，（注：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50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它们之间的阶段差异在本文的讨论中被忽略不计。我们首先分别对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权力流变趋势加以考察，然后分析两个领域和两种方向的权力流变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这种权力流变对人们权力观念的影响。 国内的权力流变 我们认为，国内的权力流变存在着分散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1）权力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散， 从官僚体制的顶端和中枢向体制的下层和外围分散；（2 ）从政治形态的权力体制向社会形态的组织体制分散，简言之，权力从体制内向体制外分散；（3）权力从个人权威型向体制权威型转化， 这种转化使权力不是集中在某一具体的个人手中，不会因掌权人的变动而导致权力的急剧重组和动荡，而是集中在合法的体制中，权力的转移可以通过个人担当体制角色的变化而平稳过渡，并且体制内角色的分工分散了在个人权威型状态中权力的集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权力从个人权威型向体制权威型的转化是一种权力分散。 造成国内权力这种流变趋势的原因要归功于科技革命、信息爆炸和全球化。科技革命使人类在本世纪创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几千倍于历史上任何阶段的发展总量（指人类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发展成果的总和），也使人类社会显得比以往在总体上强大的同时，其各环节的联系上更脆弱，一个环节的失误可能导致全局的灾难。这种“强大的脆弱”要求身处问题前沿的部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随时能对变化做出迅即反应，从而要求权力也由集中走向相对分散。 信息爆炸也对决策的前沿性、迅即性和分散性提出了要求。未来学派从信息爆炸和决策机制因此所受的压力的角度描述了国内权力流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著名代表人物阿尔文·托夫勒在《前瞻性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指出，在信息时代，“加快决策的压力猛烈地冲击着日渐增加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熟悉，对此必须作出决策。”如果继续沿用旧有的决策体制，而不随迅速变化的外界作出相应变化，那么“其结果是不堪承受的、决定性的超负荷。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的未来震荡”。对付未来的政治震荡，托夫勒叙述了两种可能的办法：“一种办法是设法进一步加强政府这个中心，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官僚、专家和计算机以竭力争取跑在迅速增加的复杂性的前面；还有一种办法是通过群策群力，让‘下面’或是允许‘外围’作出更多的决定，来减轻作出决定的负担，而不是把作出决定的权力集中在已经紧张和乱了套的政府中心。”（注：转引自〔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234页，234～235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显然，第一种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为“这种本能做法只会更多地导致失败。集中控制和合并机构只会产生更多的浪费而不是减少浪费”。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第二种，通过向“下面”或“外围”分权或放权，以及减少等级来对付政治的未来震荡。（注：转引自〔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234～2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总之，信息爆炸及其造成的决策压力迫使权力从中央向地方、从官僚体制的顶端和中枢向下层和外围、从体制内向体制外（为了避免官僚体制的无限制膨胀）作分散性的流变。 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政治中现存的一对矛盾。国家的权力中心——中央政府在旧有的繁重的决策压力之下，又增添了对全球问题参与和作出决策的新的压力，这双重的压力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分散和下放一部分权力。 科技革命、信息爆炸和全球化还对决策的高效性提出要求。集中的、等级森严的权力体制无法适应变化速度极快的世界，只有适当地分散权力，使决策的任务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个级别逐级消化，到权力顶端和中枢时，决策的任务大多局限于长远性的、宏观性的、战略性的任务，这样，高效性才能得到体现。 至于权力模式从个人权威型向体制权威型转化的流变趋势，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当代政治发展的重大成果，这也要归功于信息的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