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共执行了九个五年计划（“九五”计划正在执行）。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仅有两个三年是在五年计划的执行之外，专门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的。一个是1950-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进行着一场浩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和政府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经过三年艰苦奋斗，迅速治愈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战争创伤，国民经济恢复和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是1963-1965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头三年轰轰烈烈搞“大跃进”，后两年被迫调整之后，不得不中止五年计划的连续制订，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前后五年艰难困苦调整的结果，终于使国民经济恢复并在许多方面超出“大跃进”发动以前的1957年的水平。比较起来，从总结搞经济建设的经验的角度来看，60年代前期的那次调整更值得人们深长思之，认真加以研究。 一 1958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开始了所谓“三面红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然也提到“好”、“省”二字，但总的基调是跑步前进，急于求成的。在这个路线的指导下，“大跃进”实际上成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冒进，人民公社则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在集体所有制内进行了“一大二公”的拔高。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又使有所觉察的“左”倾急性病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得到纠正，错误愈演愈烈。1960年年中，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全部合同，撤走所有专家，中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1959-1961年，全国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生活雪上加霜。天灾人祸，外忧内患，致使国民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农业生产急剧退至1951年的水平，轻工业生产大幅度滑坡，重工业生产畸形发展，基建规模猛然膨胀，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人民吃穿用全面紧张。 在这种形势下，1960年秋，党和政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通过不断地统一认识，在非常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961-1962年的调整初见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好转的主要标志是：(1)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250亿斤，结束了三年递降减产的状况，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县农业生产已恢复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2)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3)是年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终止了连续四年的赤字财政；市场商品供应有所改善，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35%；(4)城乡人民生活略有回升，与上年相比，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棉布增加2.5尺，但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 然而，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岐。当形势渐趋好转，一些同志的心气又开始浮躁起来，中央领导层中对如何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认识也不尽一致。这在1962年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集中地表现出来。8月5日，毛泽东在华东、中南组说，他周游了全国，“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在8月13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有的同志批评说，农业恢复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不是个恢复问题，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都不是个恢复问题。在小组会上，有的同志还说，大跃进的形势，肯定会要很快重新到来的。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指出，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 上述想法反映在实际工作中，正如国家计委党组1963年1月18日在一份报告中谈到的：“最近有过一段时间，有些同志对于经济形势的好转程度估计得过高了一些，要求在1963年过多地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地增加职工。事实上，在最近两三个月里，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放松了减人工作，甚至不经过中央批准，随便招收职工。在这期间，货币投放也稍多了一些。”（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37-138页。）1963年第一季度，越冬农作物长势良好，按季度计划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九成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提高30%，财政结余增至10.4亿元。从中央到地方，部分人乐观的情绪更加抬头。3月1日，中央发出的一份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72页。）各地将1963年当作“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纷纷喊出打好第一仗，夺取开门红的口号，有的地方又制订了过高的指标。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形势？调整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可以开始新的“大跃进”了？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迥异，在处理国民经济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指导思想。6月1日-15日，在全国年度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一种意见提出，把调整作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八字方针”可以不再提了；另一种意见坚持，虽然大调整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还存在不少遗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7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15次会议上，李富春发言介绍说，关于明年任务的提法，要不要继续提“八字方针”，总的来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还要继续提，一种意见可以不提。主张继续提的，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少数，觉得还应该以调整为中心；多数觉得应该是以提高、充实为中心。主张不提的，觉得这三年来中央要求调整的主要的内容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国民经济进一步地全面好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