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失序的状况下，及时下决心进行经济调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成功经验。在这一方面，陈云主持的建国后第一次经济调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一、第一次经济调整的由来 1950年3月， 人民政府实现了对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扭转了十余年来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取得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伴随这个胜利发生的却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私营工商业不仅没有因此而获得发展，反而陷入了难于维持的困难境地。这种严重困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出现严重萧条现象，主要商品的市场成交量急剧下降。如上海批发市场的交易量，如果以1月份为100%，到了4月份，棉纱只有53%， 米只有17%，面粉只有56%，卷烟只有5%。 （《上海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二是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受到沉重打击，产品产量和营业额大幅度下降。如上海百货业六大公司的营业额3月份比1月份减少了50%以上。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全国私营工业的主要产品产量，5月份同1月份相比，棉布减少38%，绸缎减少47%，毛纱减少20%，卷烟减少59%，烧碱减少41%，普通纸减少31%。（《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9页）三是私营工商业资金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停工歇业户大量增加。如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十个大中城市为例，1950 年第二季度私营工商业开业5903家，歇业12750家，歇业户多于开业户6847家。（同上书，第113页）不仅仅是歇多开少，而且还是歇大开小。正如当时天津百货业人士所说：“停业的是大楼，开业的是小摊。” 总之，1950年3月以后，全国私营工商业陷入了严重困难境地， 其基本特征就是市场萧涤，生产萎缩。这种困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面对这种经济危机，当时人民政府可以作两种选择：其一，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趁机挤垮私营工商业，在一个早晨就实现社会主义。当时党内就有一些人持这种主张。其二，人民政府充分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管理职能，及时调整各种政策，帮助、扶持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从而找到一条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克服和避免经济危机的新路。 显然，第一种选择的破坏性太大。仅仅从经济因素来考虑，这种破坏也是当时我国社会难以承受的。当时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在我国整个工业中占48.7%，资本主义商业在我国批发总额中占76%，在零售总额中占83.5%。大量私营工商业倒闭歇业，对我国在战争结束后刚刚开始恢复的社会生产力，不能不是一场严重的破坏。如果再加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不安等政治方面的因素，其危害性就更加难以预料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作了第二种选择，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工商业。建国后的第一次经济调整，就由此而展开了。 二、陈云深刻分析了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七次会议， 正式提出了调整工商业的问题。此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5月8日至25日召开的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6月6日至9 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及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都重点讨论了调整工商业问题。在这些会议上，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作了重要报告和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调整的基本问题。 陈云首先分析了私营工商业出现困难局面的原因。陈云认为，私营工商业陷入困难境地，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是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同时又停止了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陈云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旧中国经济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和弱点，即资本的投机活动和市场的虚假繁荣互为因果，越演越烈。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成立，12年间中国一直处在恶性的通货膨胀之中。为适应这种经济环境，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从事买空卖空、囤积居奇的投机商号，致使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完全脱节。社会真实购买力虽然不断低落，但表面上却是购买力的旺盛；某些产品尽管已经生产过剩，市场上却仍然供不应求，形成一种畸形的繁荣。到了1950年3月以后， 中国市场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基本稳定，暴露了同时也停止了市场虚假繁荣景象。这样一来，私营工商业者抢购囤积的商品就极难脱手。商品的价值不能实现，资本周转中断，这已经给再生产带来极大困难，更何况一般工商业者都承担着沉重的债务。于是，因为销路停滞、资金短缺、债务负担而造成的破产倒闭、停工歇业，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 “第二是过去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发展起来的若干工商业，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消灭，许多货物失去市场，另有许多货品也不合人民需求的规格。”陈云在这里指出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和弱点，即它的内部结构极不合理，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立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这就使它不能不具有对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很高程度的依赖性。民族资本的畸形结构，一是表现为轻工业多、重工业少。1936年生产资料生产的工业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8%，其中作为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器制造工业的比重更小，只占2.2%。（《中国工业部门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5页）二是表现为商业、金融业资本多，工业资本少。1936年民族资本中的工业、运输业的资产净值为13.3亿元，而商业和金融业则达58.7亿元。也就是说，民族资本中80%以上是商业和金融业资本，而且这些商业和金融业资本主要是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服务的。（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这两种畸形结构，迫使民族资本在两头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封建经济：在生产资料、原材料的供给方面和最终产品和资金的服务对象方面。因此，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环境，民族工业、商业、金融业资本中的许多部门和行业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