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济变革，是近代中国带有历史性转折特征的大事。既属于变革，相应地也就必然出现极难解决的问题。在这场变革当中，哪些难题对深化变革具有阻碍作用，这是本文想要来探讨的。 一、经济变革中以五行业为导向的近代化趋势 晚清的经济变革，以工业、金融信用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农业为导向，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近代化趋势。 工业的近代化，以民用企业为例，从制造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设立808家；从采掘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共设立145家。这953家工矿企业，经营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和中外合办五类，创办资本总额达2亿多元〔1〕。这些新式企业分布在纺织、粮食加工、机器、化工、水电、造纸、印刷、制材、制药、制革、玻璃、水泥，以及煤炭、金属采掘等各行业中。 金融信用业的近代化，从银行来着，共设立31家；从保险公司看，共设立14家。银行的经营形式，出现了官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四类，企业数量比是10：3：17：1，可见商办的占多数。保险公司的经营形式，出现了官督商办、商办两类，企业数量比是3：11，也以商办的居多，就可知创办资本的26家银行和11家保险公司统计，两者的创办资本总额是3238余万元〔2〕。 交通运输业的近代化，从铁路看，自清政府开办铁路到1911年，中国出资及借外资建筑的铁路总计5858.4公里，占晚清时期中国铁路总长度的60.9%〔3〕。晚清共成立铁路公司19家，其中1886年1家，1904——1907年间18家，经营形式有官办、官督商办、商办三类。20世纪初的15省商办铁路公司占的比重最大，筹集的资本总额达9000多万元。从航运业看，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共设立211家，经营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中外合办五类，企业数量比为4∶1∶5∶20∶1，商办的占了绝大部分。据104家可知创办资本的企业统计，创业资本总额约1719万元〔4〕。 商业的近代化，从商业企业看，迟至20世纪初才出现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公司，最早的两家是华侨在香港创设的，它们是先施总公司（1900年）和永安百货公司（1907年）。1909年，全国向农工商部注册的商业公司有15家〔5〕。从新式商人组织看，到1912年，全国出现的商会（包括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公所），共有2000个左右〔6〕。开设商会，借用时人的评价，“为中国商业史上之第一纪元”〔7〕。 农业的近代化，从近代农业企业看，以东北的奉、吉两省为例，到1912年，奉天创办农牧垦殖公司12家，吉林创办8家，这20家企业共缴资本95万元〔8〕。再以1902年在锦州大凌河一带出现的天一垦务公司为例，所集股款就达60万两，承领的牧场地有10多万亩〔9〕。从科技兴农看。已引进农业机械，如1906年前后，山东省有个农场由美国购进新式农具20多种，由日本购进数十种，同时农场为了增产，发展农田灌溉面积，还购进凿井机器。试验新法凿井，开发井灌工程〔10〕。又如1906年奉天设立的一个有1300多亩土地的农业试验场，也购进了多种新式农具〔11〕。改良农业的措施，还有如1904年和1906年，山东省的农工商务局曾先后两次从美国购进棉花良种，分发棉区试种。穆藕初是近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是留美回国的农学硕士，1915年后，他在自己的德大纺织厂附近，创办了一个“从事于改良棉质之研究”的植棉试验场，对此还在《藕初五十自述》中提到，“中国之移植美棉”，“不自余所设立之棉场始”〔12〕。这指的就是。清末，地方政府已经从美国引人棉花良种，示范栽培，试验农作新法，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推广了。 工业、金融信用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农业的近代化，从总体上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五行业的近代化，又各以不同程度，增强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了晚清的经济近代化程度，虽然相对于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仍是相当落后的。但毕竟在缓慢之中还是向前发展着。政府想要通过以经济近代化方式的“富强”，最终实现“自强”，那么，晚清的经济变革也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这个最直接、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面临的四大难题 政府城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一些特定的经济领域和经济行为，必须由政府参与才能正常运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行为，主要是规划制定经济活动秩序，维护正常经济秩序，调解、裁处经济矛盾和纠纷，直接或间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计划和规划经济发展与增长，充当某些特殊经济活动的主体等。但是，当政府履行它的主要经济职能时，总要在现实中碰到一些难题。晚清时期，政府直接主持“数千年来未有”〔13〕的经济变革活动，自然就有出现的难题在困扰着它。 难题一：财政收支不平衡。 先来看国际收支。在中外正常贸易中，1864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然而必须注意到，这时的出超，是指在正常贸易范围内。而在当时的中外全部贸易中，鸦片贸易是占有很大比重的。如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5619箱，1856年达58606箱〔14〕。另据王先谦在光绪五年的一条资料披露：“洋药进口，每年约七万余箱。洋人每箱售银五百两，总计三千五百万。中国每箱收税三十两，总计不过二百一二十万。洋药厘捐，各省多寡不同，总计只二百数十万。中国所得，皆民输官用，并非获自洋人，而外洋以此毒物收中国之银，岁至三千数百万之多，中国如之何而不穷也。”〔15〕所以，清政府虽然在正常贸易中居于出超地位，但国际收入并非真能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银，被鸦片所吸收。”〔16〕。1865年，清政府第一次出现入超。以后，入超年份增多，出超年份减少。到70年代后期，就连年入超，再也没有出现过出超，直到1911年清政府覆灭。长期入超，造成了国家储备资产减少和外流，反映的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国际收支是国内总收支的一部分，国际收支有赤字必然要靠国内收支来抵补。而长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必然给国内各项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