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在云南大学举办的第十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上，我以《作为经济史方法的“食货”》为题作了一个发言，后来《开放时代》整理出来发表了。在那个发言中，我谈到，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的“食货”概念，与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并不是可以在意义上相嵌合或相转换的范畴，无论是把“食货”看成是一个在同一经济理论体系下同市场相对应的财政范畴，还是把“食货”置于社会进化逻辑上看成是可以用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理论推演的前资本主义分析方法去认识的经济范畴，都是不恰当的。我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提出这种说法，由于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论说，引起了一些误解，因此，我想利用这个会议再进一步做一些说明，希望得到大家批评。 我用了这样一个有点极端化的标题，是希望更清晰地表达要把“食货”这个概念同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概念区分开来这样一个目的。但是，由于“经济”这个词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语义非常多样的词，无论在日常生活一般人的用法里，还是在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概念体系中，其含义其实是非常宽泛且差异巨大的，即使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在五花八门的经济理论中，其定义也千差万别。因此，当我用“非经济”来表达时，只是相对于非常狭义的“经济”概念而言的，如果不加以界定在一般意义上说“非经济”，就不是一个严谨的表述。这里的“经济”一词，更确切一点说，是指“economic”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这个发言的标题，如果用英文表达为“‘Shihuo’as a Noneconomic Concept”，也许会少一点歧义。 人们一般把“经济”(economy)或“经济学”(economics)这个词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一般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是他在《政治学》中讨论的家庭管理和获取财富之方法，所谓经济指的是为获取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食货”，与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经济”，其意义颇为接近。①由于我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缺乏深入研究，这里无意不自量力地将“食货”置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框架中展开讨论，只是要特别说明，我所谓“非经济的”，不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范畴而言的。 我在这里所谓的“非经济”，是相对于自18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即以市场交易为基础，以货币计算的价格形成和调节机制为分析手段去解释其运行方式的经济现象，就是在古典经济学视野里的“经济”，米塞斯称之为“狭义的经济”(economic in the narrower sense)。这是一种基于资源稀缺的假设，通过分工与市场交换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实现财富增长的活动，这个“经济的”概念，表达的是一种行为和逻辑上的事实。而我上一次在开放时代论坛上所讨论的“食货”，是一种基于中国王朝体制的经验事实，其核心内容是“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汉书·食货志》)，通过在王朝国家控制下的财富缴纳输送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物产的交换和长途贸易，实现财富的再分配。“食货”这个概念，既不以稀缺性为前提，也不关涉调节资源配置的选择机制，显然与上述“经济的”概念有本质性的区别。 《汉书·食货志》序概括了“食货”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基本的原理。根据这段论述，“食货”原理的出发点是人类对物质财富的基本需要，第一是维持生命，第二是活得更好，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to live or to live well”。食货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如何以稳定有效的方式获取自然财富，并在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人身支配的政治格局下，通过交换手段实现财富使用价值的再分配。这个意义上的“经济”，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体制下是共同的。但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王朝体制运转中，“食货”作为一种人的行为和物质运动的方式，以王朝国家编户齐民作为基础，通过“圣王量能授事”和“四民陈力受职”的贡赋体系，实现生产条件的分配与贡赋责任对应的“均平”原则，同时，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并对商品流通实行专营和管制控制交换领域，作为敛财的重要机制，维持经济运转和政治稳定的均衡。这种体制自秦汉到明清，以不断改革具体的制度设计维持稳定的结构，形成了一套中国独特的知识和制度。 自从18世纪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后，迅速发展的经济学虽然一直不断扩张其领地，但以定价市场体制为研究对象一直没有根本改变，现在流行的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建立在市场体制的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学视野和研究方法的扩展，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张要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脱胎出人的行动科学(praxeology)，经济学由此成为人的行动学的一部分，不过他所谓的人的行动学主题仍然是基于市场的选择行动，他说： Ou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lassical school emerg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human action,praxeology.The economic or catallactic problems are embedded in a more general science,and can no longer be severed from this connection.No treatment of economic problems proper can avoid starting from acts of choice; economics becomes a part,although the hitherto best elaborated part,of a more universal science,praxeology.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