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源泉。而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国民消费的变化，更是一个国家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的主动因。这既是由人类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社会经济增长及发展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因内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均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变化，增长模式的选择以及相应的制度变革上。而对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则认识不足。这一明显的理论缺陷常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特征及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矛盾等难以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并直接影响到政府及决策者们对经济增长过程的驾驭能力和政策的制定。这也正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及发展进程中反复重蹈同样失误的症结所在。本文将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的本质出发，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的相互关系和面临的矛盾以及如何提高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效益、质量的思路、对策等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演进的关系分析 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都是以人作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生存、享受、发展的需要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进行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创造日益丰富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价值活动过程。消费作为实现人的主体需要的核心，在主体需要的满足、更新及生产力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充分满足和优化国民的消费需求，使人的主体需要和价值得到全面实现，从而不断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应是每个国家经济增长及发展所追求的主导目标。 从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往往是与经济增长同步，有时甚至是超前于经济增长面对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形成拉动。从而使经济增长进程能够获得稳定的源泉（见表1）。 从表1中看出，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其人均GNP值的增长与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关联性都极强。若用表中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代表国民消费的演进水平，并以它为自变量（x）。用人均GNP值增长率代表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并以它为因变量（y）。则可以用回归经验公式对三个国家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的相关关系进行模拟，并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是二者的关系近似于幂函数性质，所推导出的摸型和相关系数为： y＝3.16X[1.35]；r＝0.6 （因论文篇幅所限，模型计算过程从略） 三个国家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关系的模拟结果及二者的高度相关性，不仅说明了国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制约和促进作用，而且也为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 的重要性提供了力证。事实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应来源于其国民以消费为物质基础对人力资本更新、增值的追求以及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出来的进取性和创造力。即“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 〔1〕。而物质要素投入的效益和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及结构变化等均会受到这一内部动因的约束。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国民消费演进的水平及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和增长效益的变化。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量的方面，即国民生产总值（GNP）或社会总产品量的增长。二是经济增长质的方面，即在经济总量或GNP值增长的同时，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以及国民生活消费质量的同步提高等。因此，经济增长既包括数量和规模的扩张，也包括质量与效益的提高。所以，如果说国民消费是制约经济增长质量效益的内部动因，而经济增长则应是促进国民消费演进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力量。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演进中的矛盾与偏差 从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演进的关系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的本质出发，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应属于一个相辅相存的统一体，并且互为因果和具有直接的关联互动效应。这是一条任何国家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必须遵循的规律。然而，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却一直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 表11980—1990年美、日、韩人均GNP值和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 时间 美国日本韩国 GNP值消费支出GNP值消费支出 GNP值消费支出 (%) (%)(%) (%) (%) (%) 1980-0.2 1.44.3 3.7 -3.0 0.7 1982-2.5 -1.73.1 2.6 5.7 3.8 1984 6.6 5.95.1 5.6 5.6 5.2 1986 3.8 4.32.5 3.2 11.7 9.6 1988 4.6 4.85.9 4.3 11.3 8.2 1990 3.5 3.24.7 5.2 7.8 7.7 平均 2.6 3.04.3 4.1 7.0 5.9 1949年建国后，我国政府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和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长期抑制国民消费的制度和政策。如以高积累确保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价格制度将农业资源大量转向工业部门，以资本、劳动力的高投入和高消耗来刺激国家工业体系的迅速扩张，并全面推行以低工资加福利补贴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为主的收入分配制度等。这种高积累和低消费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使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保持了年均7%—8%的高速增长率。不仅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3%—4%的增长水平，而且也高于发展中国家5%一6%〔2〕的年均递增率。另一方面，将国民的消费需求长期排除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里，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年递增率还不到3%（其中“二·五”时期还出现过负增长）〔3〕，恩格尔系数高达0.7—0.8。这种将国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相互隔离的做法，不仅使城镇居民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占人口80%，收入只及城镇居民三分之一的农民则多数温饱不足。同时，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尖锐矛盾，也把对人的主体需要的否定几乎推向了极端。这虽然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所造成的一个不得已的后果。但由此引起的人力资本严重贬值和需求刺激的弱化，必然使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进步等缺乏内在的驱动力。其结果只能是经济粗放增长且效益低下，国家的宏观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