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以下简称《模式》)[1]中认为中国发生了“中古经济革命”(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而在帝制时代晚期(The late imperial China)陷入“量的增长，质的停滞”，并将其原因总结为“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论。这种观点已经成为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基石。“中古经济革命”论在唐宋社会经济史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围绕着“经济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但由此也形成了对该论截然相反的看法。近十多年来特别是在唐宋城市研究领域相关讨论尤其热烈。赞成者认为，“中古经济革命”论直接推动了“中古城市革命”论说的正式提出，开拓了学者的视野，带动了研究问题的意识[2]。批评者认为，“中古经济革命”论在史实上没有贡献，经过中国学者反复引述和“哄抬”之后，被誉为一种理论。该论有明显地将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发展轨迹的企图，在《模式》全书中只起到为“高水平平衡陷阱”论铺垫的作用①。实际上，“城市革命”是伊懋可“中古经济革命”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十分有必要对“中古经济革命”论的价值和局限进行客观全面的再评价。 与此同时，尽管伊懋可因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而颇受国内学界关注②，但国内近年研究大多集中在其环境史研究领域，对其经济史的经典研究虽有涉及，但并不全面，且往往集中于“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模式》结构清晰，但具体内容往往并不好读。伊懋可的英文句子结构复杂且常常含有隐喻③，而该书又长期没有中译本，尽管该书英文版刊印已近50年，国内学界对“中古经济革命”论的认识仍不够全面。笔者有幸参加了《模式》中译本的全文译校工作。在中文版行将付梓之际，试对“中古经济革命”论做进一步解析，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讨论，对其价值和局限重新评估。片面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严格来讲，“中古经济革命”论中的“中古”(medieval)在《模式》的语境中应该译作“帝制时代中期”，具体来说就是晚唐宋元初(9至13世纪)长达500年的时间，由此与其第三编帝制时代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形成呼应；而并不完全与西欧的“medieval”(学界通常译成“中世纪”)相对应；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大体上视“后汉末至唐末”为“中古(中世)”[3]的看法有很大区别；与前田直典所提出的“中世”(认为中国的古代在9世纪前后结束，即开始进入“中世”)[4]在时段上较为接近。 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为9至13世纪，特别是宋代(960-1276年)，中国达到经济高峰甚至顶峰的论述，是中外学界非常主流的一种意见。 傅衣凌指出，“明清以前的中国，也就是14世纪以前的中国，生产力是走在世界前头的，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在工业技艺方面，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如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5]。 漆侠提出，“我国封建时代(春秋战国之交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过程。秦汉时期是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至隋唐有回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此后社会生产则显现了迟缓和停滞。其论述意在表明宋代生产力在中国前近代经济发展“几乎达到最高峰，因而是最先进的”[6]。 宁可认为，资本主义因素“在北宋已经出现”，“从宋以后，中国经济只有量的增长，而缺少质的变化，到19世纪时……缺乏新的动力，就像一艘机器已停的大船，但还靠着惯性慢慢地行进，终于落到欧洲后面”[7]。 老一辈中国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体系，提出大约在宋代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此后逐渐落后和衰败、停滞的观点，与伊懋可的论述可谓殊途同归。 日本学者针对这一时期的经典论述即是“唐宋变革”论。其关于社会经济的很多论述亦与“中古经济革命”论颇有几分相类。日本学者尽管在宋代的经济变化是由中世转入近世，还是由古代转为中世这一立场上曾有分歧，但都认为宋代经济发生了很多变化，高度评价宋代经济的地位。京都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宫崎市定提出宋代发生了“燃料革命”，认为“中国文化，在其早期要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赶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了西亚而居于世界的最前列。然而，由于受宋代文化的刺激，欧洲文化向前发展了，经过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到中国的前面。但开始时两者之间的差距还不大，直到18世纪都还处在雁行的状态。可是欧洲实现产业革命以后，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随着时代的前进，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不久，中国就陷入了半殖民地境地”[8]。无疑是把宋代奉为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经济)发展的顶峰。东京学派前田直典也认为“均田制崩溃前后，大土地所有者由使用奴隶转而使用佃户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生产力的发达”，宋代比汉代“生产力提高了两倍”[4]148-149。斯波义信表示，对“宋代为中世和近世的说法不感兴趣”[9]，但认为“宋代经济的突破不仅是前代所无法企及的，而且也成为后世民间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