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商品的自由流通和交易，1949年后多次开放的自由市场受到国家力量的诸多制约。近年来，学界关于1949年后的自由市场问题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自由市场政策实行伊始被认为是中共缓解城市物资供应和农民生存压力的重要对策，政策的最终退出除意识形态因素外，还受国营与合作社商业(以下简称“国合商业”)、税务部门与部分商贩利益损失影响。此外，论者还关注到市场上各利益主体的经济理性与市场弹性问题。①新近的这些研究并不否认1956年自由市场的开放具有构建“大计划、小自由”的市场体系的意图，而是在此基础上丰富了我们对自由市场政策的工具性、策略性及新市场结构内在张力的认识。不过，既有研究对自由市场政策的跨区域实践、结构张力下国合商业的内部关系和市场角色及其影响等的考察相对较少，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中药材②是小土产中品种繁多、地域性强的门类，与粮、油、棉等大宗农产品相比，经济价值虽小，但属于重要的医疗卫生资源，其产地分散，讲究“道地”，可替代性差；供销复杂，往往需要远距离跨区域贸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怎样把各地多样的产品“集中起来，分配出去”，是商业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③而中药材购销正是考察这一问题的绝佳对象。本文以1956年至1958年自由市场开放前后上海的中药材采购为个案，聚焦跨区域的药材流动，借以勾勒中药材销地的采购努力及其与产地的利益分化，揭示自由市场开放后国合商业的市场参与及导致政策收缩的内在逻辑。 一、原有供销关系的“新”利用 1949年以前，上海已是国内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市场格局变化较大，但传统市场体系并未因此崩溃④，全国药材贸易网络的运作仍需依借上海枢纽性的流通能力。事实也证明，这种能力的发挥对全国药材供应至关重要，如上海市工商联合会曾报告，1956年上海药材外埠销售比重仍占业内营业额的66％⑤。在外地纷纷奉行本位主义，维护自身利益时，上海强大的药材集散功能反而成为劣势：在药材长期短缺的状况下，产地倾向于优先完成自身计划或满足本地需求，像上海这样的销地比较被动。且上海本地几乎不产药材，其80％以上的药材资源常年需从外埠调入，1958年江苏10县划入上海后才开始大量引种和收购本地药材⑥。此外，上海当时有着全国最大的制药与食品加工业，两者均消耗大量药材，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上海的药材采购负担。 社会主义改造前，上海小土产采购环节衔接比较紧凑：一般由零售商向批发商进货，批发商下乡采购或委托产地代理行收购，产地坐商、代理行向农民收购。其中多数小土产由代理行收购，自行下乡采购者较少。但药材业比较特殊，采购需丰富的知识与经验，自行下乡采购者反而较多。⑦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原由私商运作的商业网络在改造过程中受到严重破坏，国家通过控制批发环节逐渐主导了商品流通，中药材等小土产名义上成为产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的商品。然而，一些小土产却因这些机构力量有限导致有货而无人收⑧。在中药材采购领域，国合商业也无力完全取代私商。据统计，1955年7月，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营的药材品种只有105种⑨，而各地药铺备存的中药材一般在300种到500种之间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力加强，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上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呈加剧之势。从中央层面看，高层对短时间内大规模改造的后遗症有着清醒的认识。为舒缓快速改造对物资供应构成的冲击，国务院为大合营后企业运营与市场管理预留了半年左右的缓冲期，强调这段时间内，私营工商企业继续按原有制度或习惯生产经营，原有的供销关系也应保持，(11)实际上已开始调整工商业政策。 就上海而言，1956年1月20日，全市药材业146户、从业人员1020人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2)。但在看似完成的改造背后，上海药材的供应状况却很不乐观：中医配方不齐，部分丸散膏丹无法配制，停工待料的情况相当严重(13)。由于上海成药和食品生产数量大，可消化或转移部分成本，故而即便价格上涨，上海也有动力大量采购药材。 药材采购方面要保持原有的供销关系，上海方面的具体做法即包括延续之前公私联购的办法，再次调用私商的采购经验和市场网络。虽然农业集体化和各地商业改造后，合营私商原有采购网络遭到破坏，个体的市场直觉、冒险精神等被削弱，但私商们具有专业的药材鉴别知识、宽广的信息渠道以及丰富的购销经验，仍能发挥很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公私合营后他们所在药行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已被认为是“国营公司的所属单位”。(14) 为尽快缓解紧张的药材供应状况，在国营药材公司推动下，上海的采购力量很快投入到药材的“深购远采”，甚至部分销售力量也加入了采购队伍。从1956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药材公司上海市公司组织了川汉、西淮、南广、山浙4个草药采购组，共计49家药材批发商参加，先后派出采购人员45人，分别深入13个省和1个自治区。(15)后来，外派采购人员增加到70人左右，采购也深入到各专区、县、乡镇的基层产区。除西藏、新疆、青海等当时尚在计划派员前往外，国内绝大部分地区都有上海采购人员的身影。(16) 外出采购的成效证明了合营私商采购经验和市场网络的重要性。1956年4月以后，公私合营企业中药材到货逐月增加，二季度到货总额比一季度增长约两倍。采购到药材383种，其中38种是当时供应紧张或经常脱销的品种。如食用和出口量大、药用经常不足的甜杏仁，5月份由合益药行私方人员通过当地旧有关系，在陕西华县采购了1000余斤，可供应上海市场两个半月。不仅如此，合营药材商下乡采购，还打通了某些药材“产地积压、销地脱销”的人为阻塞。如上海一度脱销、使用广泛的草药荆芥，德丰、宝源两药行在浙江萧山一个农业生产社购到6000斤。据反映，因当地不收购，这批荆芥积压已近两年，有的农民甚至准备当柴烧掉。(17)采购之外，合营私商还为国合药材商业部门提供了产区药材市场信息，成为它们的“千里眼”“顺风耳”(18)，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部门市场信息获取方面的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