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在这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历史过程。认识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规律，尤其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演变逻辑，进而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特征，就成为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现代化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2]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运用，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原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运动中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地螺旋式前进。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3与此相对应的有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应于每个文明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形成了各种文明形态的差异。马克思的论断主要以欧洲经济史为依据，以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为背景。他很快发现，在这种遵循一般规律的运动中，蕴含着东西方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不同特点。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证明，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形态并不完全重复欧洲的样式。他借用地质学的名词描绘这种情景：“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4]831马克思对当时的俄国进行了系统的专门研究，发现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与欧洲不同的特殊性。当时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时期，因而他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4]830。马克思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东方国家的社会变革未必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其取决于东方社会自我发展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力量对比。特别是，虽然马克思没有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演变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分析逻辑仍然适用于中国社会。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虽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状态，但是小农经济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地区自给自足的能力很强，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比重。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也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了新生的规模较大的无产阶级工人，它们是新的生产力代表。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工人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阶级的双重压迫，后两股势力不允许中国走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各种资本主义革命都无法成功的原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最先觉醒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社会革命改变中国的面貌，走向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但中国的社会发展与俄国完全不同，更与马克思经典论述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如何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目标和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从党的二大到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通过近20年的实践，才系统认识和总结了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形成了系统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都是以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为前提的。毛泽东同志把“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5]611的认识和理解看作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缓慢地独立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被中断，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现了帝国主义控制经济命脉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无产阶级和不同成分的资产阶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而中国革命需要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保障。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否建立以及如何建立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必然是武装斗争这两大战略。“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5]605而农民战争的性质，又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略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战争形态是从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毛泽东同志总结道：“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5]605-606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时代之问是：如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和战略是什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突出任务仍然是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大量的工作仍然是党同农民的关系。这仍然需要以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为起点。依据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关系，资产阶级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代表，其政治代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被打倒，其资产和财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被相继没收，转化为新中国的国有资产。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导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在经济上，它有发展生产、发展民族现代经济的进步性，又有剥削工人的落后性；在政治上，它有同情、支持甚至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进步一面，又有软弱、动摇、妥协的另一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医治战争创伤与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党的任务和主要目标是调动各方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对于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不违反政府法令和规定的前提下，党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政策；同时在农村鼓励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