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展三线建设的历史逻辑和转型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北京 100009)。

原文出处:
当代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实施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国家建设战略行动,承载着扩展战略纵深和调整生产力区域布局的双重任务。这一战略行动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对推动国家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乃至保障国家安全,都发挥着重大作用。通过对三线建设中的典范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建设及转型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全部历程的考察,对为什么要在没有工业基础的西部地区的大山深处攀枝花嵌入式建设大型钢铁生产基地、在攀枝花如何嵌入式建设大型钢铁生产基地以及为什么能够建成、为什么改革开放时期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能够持续发展3个问题进行探讨,以再现国家在三线地区大规模嵌入式实施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的历史逻辑,再现中国工业化战略实施的历史,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及转型发展路径。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建设及转型发展的实践表明,落后而又交通不便的攀枝花之所以能够突破循环累积因果逻辑,根本在于充分发挥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脱离中国通过70多年建设改变弱势地位的事实,只是基于某一理论抽象地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难以解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现象,还有可能陷入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之前历史的认识逻辑,对新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就难以形成共识。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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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不推进工业化,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亲历者和学者对中国工业化历程有过多视角的回顾、考察,有宏大叙事的①,有专题的②,也有案例的③。相对而言,通过案例呈现并分析新中国工业化路径的成果较少,基于案例对中国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突破弱势窘境的分析更是缺乏。如果脱离历史条件,特别是脱离中国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与先发国家存在较大的发展势能差,就难以解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现象,会发生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历史的现象。

      本文之所以选择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建设及转型发展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是因为其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代表性。

      第一,在四川省攀枝花市(曾为渡口市,以下简称攀枝花)建设的大型钢铁生产基地是国家实施工业化战略行动计划——三线建设的重大建设项目之一,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能够再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路径。新中国70余年实现跨越发展,重要标志之一是作为后工业化国家,突破弱势窘境,[1]由成立初期的农业国,跃升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新中国集中力量实施了两次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第一次是自1953年起,以苏联援助为契机,举全国之力,实施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建设工程。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地实施了新中国成立后时间跨度最长、规模最大的以工业建设工程为主的三线建设。20世纪60年中期,中国根据受外来战争侵袭的可能性,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地区。一线地区为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地区涉及13个省、自治区,包括四川(当时重庆市属于四川省)、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自治区及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部分。二线地区是介于一线地区和三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建设是一次旨在建设国家战略大后方扩展战略纵深和调整生产力区域布局双重目标统一的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当时在一定范围内保密,各建设项目及所建企业的名称,有的以数字代码命名(本文中的攀枝花钢铁公司曾对外称四○公司),有的对外称某农场、某林场等。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建设,除它是国家战略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还由于钢铁工业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更显其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攀枝花大型钢铁生产基地的建设及转型发展,能够再现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及转型发展之路径。攀枝花的工业化进程,是从1964年国家启动三线建设开始的。攀枝花随着大型钢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建设和发展起大型钢铁企业和工业城市。这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探索出的发展路径:一是在冷战局势下以嵌入方式实施项目建设。攀枝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和雅砻江的汇合处,在这样的大山深处,1964年前仅有传统农业,还没有现代工业建设的经历。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就是在这样一个仍处于农业社会之地,通过嵌入方式建成的。二是在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建设者们艰苦创业,以“先生产,后生活”方式,建设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随着钢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推进,配套推进城市建设,基地建设与城市建设相互促进,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城市,成为攀西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并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

      二、为什么要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大山深处的攀枝花嵌入式建设大型钢铁生产基地?

      这是一个不仅涉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如何根据面临重大挑战制定和实施战略行动计划的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在全球处于欠发达的弱势地位的中国如何通过国家发展战略行动计划配置资源实现赶超的问题。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只是三线建设的项目之一。国家为什么要在攀枝花这样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大山深处,以嵌入方式,快速实施大型钢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地对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建设进行讨论,而是需要从实施三线建设的国家战略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在时间节点上,为什么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施三线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就开始着力解决历史上存在的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均衡问题。国家在1953-195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时,将苏联援助下实施的156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主要安排在与苏联相对较近的东北、西北、华北地区,中南、西南地区也有少量部署,但也只是安排在已有一定经济基础和交通相对便利之地,少有布局到中西部地区中交通不便的深山区。1956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充分征询有关部门意见后,形成了被之后视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显著标志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其中阐析的第二大关系是如何处理沿海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内地和沿海工业发展情况后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地区,全部轻工业、重工业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状况。[2]25毛泽东基于朝鲜战争后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可能有十年或更长和平时期的判断,提出工业区域布局思路: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最近几年对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这要改变一下,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更有力量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利于备战。[2]25,26可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尽管提出要促进内地工业大发展,实际仍是强调沿海工业优先发展,目的在于改变此前的几年间重视内地工业发展而不注重沿海工业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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