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2)01-0089-11 清季民国之时，学术史一度成为显学，尤其是清代学术史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所以如此，西方学术体系整体进入所引发的本土回应是关键所在，以梳理和总结清代学术史的方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序》)，应对前所未有的学术嬗变，不失为非常可取的思路和做法。清季民国学者对清代学术演进历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其成果在文本资源、研讨思路、体裁体例、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构建起一定的研究范式。近年来，学界总结过清季民国学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的清学史论述，并对当时的清学史研究范式作过初步归纳。①但由于所涉研究对象相对狭窄，未能将不同立场、流派的学人皆包容进去，故所归纳范式和所得结论时有以偏概全之弊。实际上，清季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之时，热衷于清学史者还大有人在，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著述固然十分突出且影响深远，其他学者的相关著述也非完全不能等量齐观，尤其是那些代表某一特定立场的著述。遗憾的是，此类著述很少被关注。在这方面，自居“遗老”②的罗振玉的作品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非常值得作为个案进行讨论。③讨论这样的个案，不唯可以展示清代学术史的多重面相和丰富我们对清代学术的认识，而且对于思考学术与时代的关系、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会提供一个极好的范例。 一、政治认同前提下的清学史书写 作为清季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校勘学等领域贡献卓著，他对甲骨文字的考订与传播、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保存、敦煌文卷的整理、汉晋木简的研究、古明器研究的倡导等，均有开创之功。然在这些显赫的学术成绩之外，他所做的一项工作——书写清代学术史，却因多种因素而被忽视，很少有人认为他是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名家。实际上，和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一样，罗振玉的学术也是承清人学问而来，清代学术为其奠定了基础，他不可能不关注自身所由出的清代学术的面貌，并力求对之做出自己的总结。于是，在其学术生涯中，他不时提及清代学术的影响，晚年更是直接对清代学术的演进历程进行系统梳理，这就是1930年问世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 进入民国以后，罗振玉政治身份上属清朝“遗老”之一员，但在1927年6月王国维故去后，逐渐失宠于溥仪。1928年底，罗氏告别溥仪，从天津迁居旅顺。到旅顺后，由于小朝廷的政治事务减少，他有较多时间投入学问中，一方面“闭门不通人事，仍以著书遣日，三年间复成书十四种，四十余卷”④，另一方面应邀讲学，1930年春，他应日本学者松崎鹤雄之邀，讲授清朝学术源流概略。⑤松崎鹤雄是以大连中日文化协会的名义邀请罗振玉讲学的，所以罗氏《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讲稿之最初面世，也是由该协会同年出版发行的。1933年，罗氏又将《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收入《辽居杂著乙编》印行。全书近三万字，由《古今学术之递变》《本朝学术之渊源》《本朝学术流派》《本朝学者之研究方法》《本朝学术之得失》五章构成。松崎鹤雄则将《本朝学术源流概略》讲稿译为日文，并加以详尽的注释，于1931年初同样由大连中日文化协会出版发行。这部日文本讲稿题名为《清朝学术源流概略》，全书仅四章，无《古今学术之递变》。⑥ 研读《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首先予人深刻印象的就是其明显的清朝“遗老”印记。该书问世于1930年，然标题仍为《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罗振玉的政治认同立场昭然若揭，这在当时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论著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罗氏是学术研究的多面手，在金石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校勘学等领域都有突出建树，而这些领域具有超越色彩，现实性不强，与研究者的政治立场没多少关联。所以，罗氏在这些领域的成果皆属纯学理性的探讨，一般不涉及政治纠葛。但史学领域则不然，特别是清代历史，它关联的是民国年间具有政治、文化遗民身份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绝非一段已经结束的王朝历史。在罗振玉这样视“民国乃敌国”⑦之人眼里，清朝仍为“本朝”，梳理清朝学术源流，实为总结“本朝”学术演进历程。不仅标题如此，内容也多显示“遗老”特色。如谈“本朝学术之渊源”，即清代学术何以兴盛和发展的缘由时，罗振玉总结了九个因素：“圣学圣制、开著作馆、搜辑遗书、校刊经籍、颁布群书、举行特科、奖励宿学、振兴书院、内府搜集古器。”⑧无一不是从清廷文化政策如何有助于学术发展着手，将学术的繁荣归结于朝廷的鼓励，尤其强调皇帝的表率作用：“凡钦定之书至数万卷，盛德大业为亘古所无”，并将“御制、钦定各书”按四部顺序列表出之，成为书中核心内容之一。⑨而于众所周知的文字狱对清代学术产生的影响，罗氏则一语未提，即全然回避清廷文化政策的负面因素。与之相较，在讨论清学特色，特别是出现考据学一枝独秀的缘由时，清季的章太炎和刘师培、民初的梁启超都认为清廷所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是一根本因素。此外，在评价清代学术成就时，罗振玉也以“钦定”“御纂”之书作为最佳标准：“本朝钦定诸经注，皆汉、宋兼采，折中至当”⑩；“康熙以后，凡言律吕者皆根据御纂《律吕正义》，盖圣祖于乐学至精，后有作者，莫能外也”(11)。这种论调与章太炎等人的评价截然相反。在章太炎看来，凡是清帝“钦定”“御纂”之书，往往低劣不堪，他曾评论康、雍、乾三帝纂修七经，称其“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澔为之臣仆而不敢辞；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污点耳”(12)。可以说，政治立场的不同，导致截然对立的价值判断。 扩而言之，罗振玉的这种表达并非个例，它反映了民国时期“遗老”们的共同取向。与前代遗民相比，以罗振玉为代表的清“遗老”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代遗民。他们身处民国，在共和体制下怀想帝制，和明初、清初的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无法像清初遗民那样坚守“夷夏之别”，只能把“忠君”作为第一准则，讲求“君臣大义”。清遗民劳乃宣就说：“为人臣者，不二于君，此宇宙通义也。”(13)在这方面，《清史稿》的纂修是人所共知的例子。当时参与撰稿者多为具有“遗老”身份者，他们力求通过《清史稿》表达自身的认同，最初甚至欲将本纪中的“宣统纪”拟为“今上本纪”，但随后不得不改动。(14)他们在纂修皇帝本纪时，不吝溢美之词，“至勤”“至名”“至仁”等歌功颂德的形容词处处可见。罗振玉将清学之繁荣归因于皇帝之引领的表述实与其如出一辙。他们还站在忠贞于清朝的立场上，“不奉民国为正朔”，在书中对民国人物肆意贬斥，以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清史稿》。徐世昌主持纂修、完成于1938年的《清儒学案》，也在为清廷歌功颂德。徐氏虽做过民国大总统，但仍念念不忘清室，总在寻机报先朝知遇之恩，具有典型的文化遗民心态。他在《清儒学案》序文中明确指出：“有清圣祖仁皇帝，以乾德之中，躬儒素之业，少而好学，至老而不休，御经筵者四十年，成图书者万数千卷。观摩朱子之言，撷其纲领推其说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矣……圣祖之教，涵育于二百余年者，信而有征矣。凡斯举譬，并取宏规，自余诸家，各随所造，犹之泰岱之接徂徕，大江之纳汉水。”(15)这无异于将清代学术的源头和发展皆归功于康熙皇帝，与罗振玉将清代学术的繁荣归结于朝廷鼓励和皇帝表率的观点相一致，同样具有“忠君”色彩，系在“君臣大义”下做文章。而且《清儒学案》是其时极少的带有“遗老”色彩之总结清代学术的著作，它与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相配合，恰构成一类特殊的清学史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