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史以清儒界定的“汉学”著称，清代汉学注重训诂，主张以考据为基础，“识字以通经，通经以致用”。①这一取向控制学术“话语权势”至少百余年，被梁启超谥为“汉学专制”。②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起，治学取向出现逆转，形成全面反乾嘉学风的趋势。王国维曾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概括他所谓“道咸之学新”的特性③，其典范转移的表征是显著的。 “务为前人所不为”或也曾是传统，刘师培就说，周末诸子百家“竞言新理，耻袭前言”。④那是王国维眼里“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其后汉武帝独尊儒术，“学界稍稍停滞”。而佛教东来，学者如饥似渴，又形成“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宋以后思想又停滞，至清末西洋思想之冲击，不啻“第二之佛教”，然学界不仅“无能动之力”，甚至可以说是“未尝受动”。⑤ 然而晚清学界是否既不能动也未尝受动，是一个仍需斟酌的问题。如果道咸之时出现了典范转移，清代学术可能就此脱离或超越了明清之际开创的风气。始于道咸之际的西潮冲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要重新考量。从外在影响看，西潮冲击始于政治军事，西教随之，学术则更晚。而从内在理路看，面对西学的冲击，清学是先已中断还是因冲击而后中断?若先已断，则西潮是起到了促进还是延缓作用?或是无意中导致其进一步转向?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深入思索的大问题。 由于西潮冲击带来更大的转变，且西学稍后占据“新学”之名，致使道咸“新学”在学术史上呈失语状态，它挑战既存学术权势的面相在历史记忆中几乎被抹去，故其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梳理清代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折，有助于认识西潮冲击之前中国学术的实际状态以及中国的整体情形。而探究这一不待西潮冲击先已出现的自身变动与稍后席卷中国的西学有什么样的关联互动，对理解西潮冲击的实际影响，以及“冲击/反应”这一解释模式，都有所助益。 所谓“道咸新学”，是从王国维“道咸以降之学新”一语化出，原文是：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⑥ 故清代学术凡三变，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以降分成三个时段。清初是经世之学，具体治的是经史，但志在经世，意在致用；乾嘉是经史之学，所治仍经史，但“不复视为经世之具”，经史成为专门之业，小学也随之兴起；道咸以降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从字面义看，“道咸以降”应是道光元年(1821)以后直到1911年。不过王国维不言道光以降而称道咸以降，或意在标示转折性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道光和咸丰两朝(1821-1861)。这一时期形成了“道咸新学”的基本趋向，此后更多是延续，直到西学坐大。 清代学术的三次转变皆“时势使之然”，而经世与否，是王国维心目中的转变要素。道咸以降的态度转变不仅在经世的回归，还有与之关联的治学范围的扩充。大体言，由于时代政治风俗之变和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道咸以降“变革一切”的愿望，不仅治学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二派之“成法”，更处处反其问学路径而行之。沿此取向发展下去，学问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治一切诸学”。所谓“一切”，其实是指此前受重视的经史以外的诸学。沈曾植就“综揽百家，旁及二氏”，彰显出诸子学和佛学的兴起。 王国维虽指出了道咸新学的这种变化，但他自己对此似有保留。所以他特别强调沈曾植“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不论何学，“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沈的学问既转向“道咸以降之学”，足以“开创来学”，却仍是“继承前哲”而有所成就。后之学者，也只有沿循沈氏之道，才能做到“变而不失其正鹄”。这恐怕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它折射出的反而是当时学问已大大逾越了“先正成法”。尤其“务为前人所不为”一语，带有今日理工科学者常说的“颠覆性”意味，特别能表现新学的特性。 道咸新学的显著表征略如上述，这些特征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因外在影响导致的失语，使道咸新学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特别是这一重要转折何以出现，当循整个清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去认识。⑦本文更多借清末民初后人对道咸新学的历史记忆，梳解这一段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而结合所处时代的外在影响，认识道咸新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与近代西潮的关联互动。 一、从经学到“一切诸学” 清代学术三变并非王国维的发明，皮锡瑞先已说过：“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为西汉今文之学”。⑧与王国维说稍不同的是，皮锡瑞专言经学，且以汉宋学为叙述之纲目，不像王国维以经世为中心。两位都明确了三段中之后两段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但王国维注意的是继承中的转变，而皮锡瑞看重的是延续中的回归(从东汉回到西汉)。或可以说，清代学术三变，由清代经学三变以为先导。 一方面，梁启超已提醒我们，“道、咸、同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⑨这是讨论道咸新学的一个重要语境。引领风气的汉学大儒阮元在道光朝生活了29年，则其时汉学地位当然不低。⑩但随后因太平天国起而世局巨变，以及被视为继阮元而为学界“领军人物”的程恩泽早逝，都导致汉学的衰落。(11)到同治元年，李慈铭就指出，自顾炎武起“极一时之盛”达“百余年”的清代汉学，那时已呈“衰之极”的局面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