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365/j.issn1000-4181.2021.05.01 现代化是当前世界发展的普遍潮流，也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伟大夙愿。其中，经济现代化是一条主线。马克思(2009)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且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现代化也正是工业革命所导致的经济生产和经济制度所发生的变化，随后扩散至社会、政治、文化等广泛领域发生变化(罗荣渠，1993)。对于在转型上具有后发性和外生性的国家而言，经济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发展过程，也意味着一个发展目标。因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并非社会演变的自发结果，而是依靠主观有计划地学习世界先进，通过技术改造、社会变革、组织生产等，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以适应现代社会环境的充满能动性的综合变革。所以，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更迭过程中，如何认识经济现代化，如何设立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并提出相应的战略和方针等，便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立足于经济认知与经济分析层面的内容，即表现为围绕经济现代化而形成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演变。 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不仅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而且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现代化思想，是中国开展一系列经济建设的认识基础，反映出中国语境下的经济现代化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现实走向。值此建党百年之际，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展开系统考察。这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在该领域形成的理论成果，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与进路选择，而且凭借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长期性、系统性和包容性，亦有助于向世界贡献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围绕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思想的已有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是在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时涉及经济问题的相关研究。此类研究数量较多，有的是部分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李安增，2008；宋吉玲，2015；杜艳华等，2016)，有的是专就“现代化”进行讨论而未直接提及“经济”，但在实际考察中，较多地论述了经济内容(张静如，1991；刘曦，2009；林绪武等，2013)。后者的情况在文章中更为多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在改革开放前对现代化的诠释，较多地体现在经济层面(曾景忠，1991；罗平汉和方涛，2014；石建国，2019；刘洪森和李昊天，2020)。不过，此类研究难以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现代化思想实现持续关注从而进行深入探讨。第二，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长周期系统研究。此类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自建党以来的发展主线、演进历程、主要内容、取得成就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史料与研究基础，然而并未基于经济现代化这一视角，对相关思想开展集中论述(顾龙生，1996；吴敏先，1997；张雷声和董正平，2006；周绍东和李晶，2020；洪银兴，2021；白永秀和王颂吉，2021)。第三，是“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现代化”的专题研究。此类研究与本文直接相关，其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背景下兴起，反映出学界认识的日渐深化(潘妍妍，2020；任保平和豆渊博，2021)。但必须承认，此类研究尚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相关思想发展轨迹的同时，尚未系统性、分析性地展示中国共产党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内容，因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拓展空间。另外还有大量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的经济思想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了相关内容，但数量庞大，恕不逐一列举。 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现代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以世界现代化浪潮为推动力，以先进国家经验为批判性参照，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内在驱动，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认识和不断探索实践而产生发展的、致力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思想。百年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现代化思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逻辑体系，不仅体现为前提、目标、战略和动力四个层面的逻辑构成，同时，每一层面的思想伴随着历史进程的变迁，也呈现出具有内在逻辑的发展演变。所以，本文将结合两个维度对1921至2021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现代化思想展开系统研究，即不仅对构成该思想逻辑体系的四个层面分别展开论述，而且考察每一思想的演进，在此基础上，提炼评析其理论创新，最后进行全文的总结。 一、经济现代化的前提确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资源整合的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发展的轨道就此中断，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此后，国内启动了多轮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尝试，包括以“练兵、制器、造船”(李鸿章，2008)等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以政治体制现代化为核心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等。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在压力巨大的外部环境与缺乏稳定的内部环境下，继续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途径。时人曾采用“欧化”“西化”等词语进行表述(陈独秀，2013)，后逐步集中到“现代化”的提法上来，特别是1933年《申报月刊》专设“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就多领域展开深入探讨，随之引发更多学者参与其中。在经济现代化的问题上，学界虽有“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但诸如“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张素民，1933)可谓近代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此后，经过优先重工业还是轻工业、统制经济还是自由放任、国营还是民营等的辨析(赵晓雷，1995)，中国的工业化思想不断丰富。然而在整个近代，中国的新式产业，即资本主义经济，虽取得了一定发展(许涤新和吴承明，2003)，但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标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十月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新灵感。中国共产党在此时同样是将经济现代化主要定位于工业化，即“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毛泽东，1996)。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汲取此前诸般现代化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着重探讨为中国的工业化扫清障碍，形成了首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随后整合社会经济资源的思想，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