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平滑及其结构异质性　　

      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中国经济的外部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高投资和低消费，扩大内需不能再过度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促进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增速内循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途径。但中国居民消费长期受到两方面问题的困扰：一是居民消费总量不足；二是居民消费结构不平衡。

      首先，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快速上升(Chamon & Prasad，2010)，消费率相应下滑。虽然近几年居民消费率有所回升，但是在GDP中的比重依然不足40%(图la)。消费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疫情冲击、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不断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切实加速内循环、扩大内需以化解外部的负向需求冲击。

      其次，除了消费总量不足的问题，中国消费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消费行为异质性既表现在居民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更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

      在生命周期层面，不同于生命周期理论预测的居民储蓄率和年龄之间的倒U型关系，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和户主年龄呈现出U型关系(李蕾和吴斌珍，2014；Chamon & Prasad，2010；Ge et al.，2018)，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在生命周期层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在城乡之间，从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看(图1b)，居民消费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呈现显著的差异。城镇居民消费率自1990年以来一直持续着下降的趋势。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得更快，但是在2000年以后总体呈现回升的态势。①

      有效识别居民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和城乡之间的消费行为异质性，对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完善消费潜力实现机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图1 1980年以来的居民消费率②

      关于中国居民消费不足和高储蓄的原因，现有研究大都认为消费平滑动机是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重要原因。凌晨和张安全(2012)、臧旭恒和张欣(2018)、He et al.(2018)分别从不同角度验证了中国居民消费平滑动机的存在。

      现有文献通常用消费保险(又被称为部分保险)来描述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响应。Blundell et al.(2008)将消费保险定义为收入冲击传递到消费变化上的程度(也就是收入冲击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变化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越小，对收入冲击的保险机制越完善，消费的保险程度就越大。在完全市场下，居民能够实现完全的消费保险，消费变化对永久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的反应都为零。不过，大量的研究都拒绝了完全保险的存在(Blundell et al.，2008；Attanasio & Pavoni，2011)。

      在消费保险的经验研究中，Blundell et al.(2008)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其利用PSID和CEX合成收入消费面板数据，估计了收入冲击传递到消费变化上的程度，即部分保险。Kaufmann & Pistaferri(2009)在Blundell et al.(2008)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部分保险的识别问题。Santaeulàlia-Llopis & Zheng(2018)利用CHNS和CHIP数据合成了收入—消费面板数据，基于Blundell et al.(2008)的框架研究了中国收入动态和部分保险的长期趋势和城乡差异。不过，关于消费保险的研究基本上都属于经验性分析，而不是从居民消费行为的角度揭示生命周期层面的消费平滑机制。

      生命周期模型是研究居民消费平滑行为的基准模型。早期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没有考虑预防性储蓄行为，认为消费变化对永久性收入冲击具有完全的反应，而对暂时性收入冲击的反应很小。但是，大量的研究都发现，消费对永久性收入冲击的反应低于基于永久性收入假说的预测结果，也就是消费存在着“过度平滑”的现象(Blundell et al.，2008；Attanasio & Pavoni，2011)。

      对“过度平滑”现象的一个重要解释是预防性储蓄行为。Carroll(1997)基于预防性储蓄模型发现收入具有不确定性的居民会表现出预防性储蓄行为。Kaplan & Violante(2010)基于校准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建立了Blundell et al.(2008)模型识别部分保险系数的条件。Chamon et al.(2013)基于校准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分析中国居民和美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不过，上述研究主要是对消费—储蓄模型的校准研究，主要关注于理论层面，而不涉及结构参数的估计，更无法有效模拟现实背景下居民消费的具体行为特征。

      与模型校准研究不同，结构模型估计是利用样本数据直接估计模型的结构参数，其实证结果具有更强更直观的经济学意义。相关研究中，Gourinchas & Parker(2002)、Alan & Browning(2010)、Guvenen & Smith(2014)等最具代表性。Gourinchas & Parker(2002)首次估计了一个存在收入不确定性的消费—储蓄生命周期模型，基于模拟矩方法估计贴现因子和风险厌恶系数。③Alan & Browning(2010)则在收入动态—消费动态模型中充分考虑了参数的异质性。Guvenen et al.(2014)基于消费—储蓄生命周期模型考虑了对收入过程的贝叶斯学习、部分保险、借贷限制等问题。此外，Choi et al.(2017)估计了一个带有递归偏好的消费—储蓄模型，借以分析中国和美国居民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具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