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既包含了世界各国发展的共性，因而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由现有理论加以说明，也呈现出许多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特征，需要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产出、消费和投资数据①可以发现：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波动更为剧烈，其中产出和消费波动分别约为发达国家的1.6倍和2.5倍，且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这与现有文献普遍采用持久性收入假说而得到的理性消费行为相去甚远。第二，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且消费波动比产出波动下降更快。1978-1999年产出波动的标准差为3.44%，2000-2018年降至2.39%，降幅达30.5%；相应时期的消费标准差则从4.0%降至2.53%，降幅高达36.8%。第三，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尽管其间政府实施了以“四万亿”支出政策为代表的刺激措施，经济增长出现了短暂恢复，但是未能从根本上阻止经济下滑趋势。 学术界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既然体制改革是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那么作为逻辑上的一个必然推论，它们一定也是引起中国经济增长时快时慢、形成若干发展周期的重要因素。与政府购买、货币和信息等各种随机冲击，以及金融与非金融摩擦所造成的偏离趋势不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构成了对趋势本身的冲击，改变并支撑着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与趋势波动相交织。 为了说明上述特征，本文构建了包含具有持久效应的趋势冲击和流动性约束的小国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制度变革是造成中国经济波动大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在推动中国经济生产效率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渐进式改革也改变了经济增长趋势，形成了对趋势本身的冲击。第二，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随机趋势，产出尤其是消费的较大波动由趋势冲击和周期冲击共同所致。第三，趋势冲击和周期冲击不足以解释消费的较大波动，尤其难以解释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事实，但两者与流动性约束相结合较好地解释了这一特征。趋势冲击的引入通过持久性收入假说扩大了消费波动，流动性约束的引入则通过降低消费的跨期替代增加了消费波动。第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对经济波动影响短暂的周期冲击和影响持久的趋势冲击都显示出逐渐衰减的趋势，从而中国经济波幅逐渐缩小。由于趋势冲击的影响下降更快，周期冲击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二、文献概述 Kydland和Prescott(1982)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假定外生的随机技术进步是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构建了标准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此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方法逐渐成为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方法之一，学者纷纷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从不同视角来分析经济波动。拓展途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引入新的冲击，如货币冲击(Ireland，2004)、信息冲击(Khan和Tsoukalas，2012)等；二是拓展模型本身，如引入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Cho和Cooley，1995)、工作搜寻(Andolfatto，1996)等内容。 国内学者也开始利用DSGE方法来研究我国的经济波动问题。有学者直接在标准RBC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专有冲击，如陈师和赵磊(2009)将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引入RBC模型中，同时引入内生可变的设备资本利用率假设，放大投资专有技术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引入投资专有技术冲击的RBC模型能够解释90%的产出波动。也有学者基于国情来完善模型，如李浩等(2007)考虑到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且政府对经济具有较强干预的事实，构建了包含政府购买冲击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对产出、消费和投资波动的解释力都在80%以上。胡永刚和刘方(2007)则认为，我国的劳动存在较高的调整成本，使得就业与产出表现为不相关甚至负相关，通过劳动的跨期替代放大经济波动的机制受到限制，而且信贷制度不完善增大了居民的消费波动，将劳动调整成本和居民借贷约束纳入模型中可以较好地刻画中国产出、就业、消费和投资等的实际变化。概括来看，这些文献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拓展模型均从全要素生产率之外引入外生冲击，而鲜有文章进一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由此产生的疑问是，仅用AR(1)随机过程所反映的技术冲击能否全面刻画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第二，各类外生冲击的引入均采用AR(1)随机过程，这意味着冲击不会改变模型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然而，这与大部分转轨经济国家的波动事实并不相符。 将制度变迁与经济波动相联系的文献不多。制度经济学派更关注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合适的制度会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产量(科斯等，1994)。适合本国发展现状的制度可以推动经济发展(Guseh，1997)。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Aguiar和Gopinath(2007)率先将代表制度变迁的趋势冲击引入RBC模型，在代表性居民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利用持久性收入假说分析指出趋势冲击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消费波动大于产出波动的关键因素。而Boz等(2011)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多的信息摩擦，制度变革的不确定性而非制度变革本身才是造成其经济周期特征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关键因素。Garcia-Cicco等(2010)利用包含趋势冲击和周期冲击的RBC模型，分析了阿根廷和墨西哥1900-2005年的长期宏观经济数据，指出趋势冲击和周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都非常弱，而同时包含金融摩擦、偏好冲击等因素的RBC模型则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波动有较好的解释力。Chang和Fernandez(2013)利用包含趋势冲击、周期冲击、利率冲击和金融摩擦的模型，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波动特征，指出金融摩擦扩大了周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而趋势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解释力较弱。关于制度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