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最先进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制造业占比都先后急剧下降，这种现象被广泛地称为“去工业化”。该过程一般伴随着制造业就业比重降低(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9)、制造业或者工业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下降(Pieper，1998)。关于去工业化更为直观的认识是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表现，发达经济体的经历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例如美国制造业比重从1953年的27%下降到2010年的11%。日本去工业化过程开始的较晚，但下降幅度也较高，制造业产值比重从1970年34%的峰值，下降到2010年的22%①。这种趋势很快蔓延到发展中经济体。

      但事实是在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正如Rodrik(2016)所表述，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在没有适当的工业化经验情况下正在成为服务经济体。图1a～图1d分别给出了美国、中国、日本以及智利的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随人均GDP(1990年不变价)变化的折线图及其拟合趋势②。如图1a所示，美国去工业化发生较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的比重从27%下降到11%左右。其中工业化拐点出现在1955年，当时人均GDP为10896美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图1c为日本制造业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图，可以看出，日本的工业化水平早在1970年已经达到峰值，比重为34%，当时人均GDP为9713美元，此后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智利作为拉丁美洲唯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工业化也表现出了与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不同的发展轨迹。如图1d所示，智利的工业化呈现抛物线趋势，其拐点出现在2002年，制造业比重为16.35%，当时人均GDP为10532美元，之后制造业比重也持续下降。

      相比之下，2013年中国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工业比重，这无论是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还是从中国本身的工业化看，都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后期。但2007年中国在人均GDP为6303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就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通过与英国、美国等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制造业产出和就业规模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下降，正如Rodrik(2016)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可能正在经历“过早去工业化”。魏后凯、王颂吉(2019)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尚未真正完全实现工业化，在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前提下，近年来工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快速下降呈现全面、过早、快速的过度去工业化特征。

      

      图1a 美国制造业与人均收入关系

      

      图1b 中国制造业与人均收入关系

      

      图1c 日本制造业与人均收入关系

      

      图1d 智利制造业与人均收入关系

      众所周知，去工业化(产出或就业)属于典型的结构转型过程。经济体发展初期，一般以农业为主，无论是农业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很高。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产值和就业比重趋于扩大，并最终超过农业，农业的比重则有所下降。最后，结构转型进一步推进，制造业的就业份额最终也会下降(Herrendorf et al.，2013；Fort et al.，2018)，服务业在产出和就业当中的比例则逐步扩大。作为经济发展相关文献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经济的发展需要结构转型，那些成功摆脱贫困的国家都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结构性转移。Rostow(1960)、Todaro and Smith(2011)将农业技术进步确定为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先决条件。因此，转型成功与否是区分国家成功与不成功的关键(Sumner，201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去工业化似乎是经济体成功转型的一部分。但对于任何类型的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却不是唯一的目标，还包括寻求“包容性增长”。也就是通过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让更多的贫困人口受益，最终实现不增加或者减少不平等的增长。因此，结构转型尤其是去工业化过程中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就特别值得关注。

      图2a绘制了全球1960-2017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全球收入不平等情况较之前整体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虽然近几年呈现下降趋势，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依然较高。图2b绘制了去工业化和收入不平等的散点图，可以发现，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伴随着去工业化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加剧。但两者之间具体的关系，将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验证。鉴于此本文将在下文中定量分析去工业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潜在的“过早去工业化”可能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