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保险作为一种“舶来品”，与银行、证券一起被喻为我国金融行业的“三驾马车”，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中国古代，就已内生出基于仁政主旨、稳定社会主旨、或民间人身互保主旨的保险思想与实践，然而，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原始的保险形态，由于缺乏现代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工商业文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契约制度，无法向早期现代化保险发生质的转化，从而逐渐衰落。这客观决定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思想，只能伴随着西方工商文明的扩张而导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 关于西方保险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国内一些学者做过开创性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时段集中于晚清时期，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各个人物传承西方保险思想的内容。例如，麻光炳、杨锦銮、翟海涛与何英等学者，认为有识之士(如魏源、洪仁玕、郑观应、王韬、陈炽等)通过对西方保险知识的“吸收”“消化”，形成自己的保险观点，从而共同创立了中国近代的保险理论，对当时国人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其中，受资料限制，多名学者将西方保险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起点误认为是魏源。而姚庆海、朱华雄梳理了1830-1930年代间主要保险人士的基本保险思想与实践，大致厘清了1935年以前中国保险思想的发展概貌，但是该文对西方保险思想内容的考察比较零散、简略。[1] 可见，为全景式、正确客观地了解近代中国西方保险思想“东渐”全貌，及其对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的理论影响，有必要对近代中国西方保险思想传播路径的整体概况加以详细考察。因此，根据笔者所收集与整理的资料，本文将以传教士的推介、西方保险理论的翻译、中西保险交流、西方保险教育理念效法作为西方保险思想“东渐”路径，并以此为主线，以传教士创办的报刊、杂志，留学生们翻译的主要保险理论，中西保险思想交流，西方教育理念效法等为依托，概述西方保险思想“东渐”对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发展产生的指示作用。 二、传教士推介：初步接触西方保险思想 (一)在中国传播西方保险思想的第一人——郭士立 18世纪中叶后，随着工业革命席卷欧洲，为适应海外贸易扩张的需求，西方国家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传教，试图打开中国大门。期间，马礼逊、米怜、麦都思、艾略儒等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主要以创办杂志、报纸，开设翻译机构、教会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同时也向中国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中西方经济学的“东渐”逐渐成为主要内容之一。而西方保险学作为西方经济学内容的一部分也被导入中国。 据现有史料考证，德国籍传教士郭士立①于1833年6月在广州创立的中文近代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将西方保险思想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②郭士立出版该刊物，是“鉴于中国人仍然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视异族为‘蛮夷’”，期望通过展示西方文明，让“中国人认识到洋人不是‘蛮夷’，并且知有不足，愿向西方学习”，其目的则是维护洋人的利益。[2](P12)因此，该杂志的主要任务已偏离了基督教教义，而旨在介绍西方文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一共有两处对西方保险制度的介绍。 第一处是在1837年3月刊登的一则新闻中[2](P216-217)，郭士立借助英吉利京都六月火灾新闻，简短介绍了西方的保险组织，阐明了保险的含义与意义，初步介绍了现代意义上财产保险中的水险与火险。第二处是在1838年8月刊的《贸易》一文中，郭士立先用一段话道出了保险的本质：保险源于风险，因为风险无处不在，寿算长短、祸福的不确定性，所以要用保险来规避凶灾。后通过曾相公与洋商对话引出并介绍了西洋用来避免损失而成立的“保举会”(即保险公司)，同时以船货保险为例概述了保举会的运作流程，阐明保举会以“大数法则”平摊风险，会在保险过程中要求出票以立凭据，即保险单，起到预防保险欺诈行为的作用。他还介绍了西方保险的三种类型，即“保举火之会”“保举命之会”和“保举年之会”，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火灾保险、人寿保险、储蓄型保险。 1840年，郭士立在办报、周游列国的经验基础上，与他人合作写成《贸易通志》(共五卷，约3万字)一书，该书是近代早期较为详细地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业制度、贸易情况的著作。其中第四卷中的“担保会”专文详细介绍了西方的保险制度。[3]郭士立先说明了成立担保会即保险公司的初衷，并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将担保会分为海担保会、火担保会和命担保会，分别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在《贸易通志》第五卷“保护”中，郭士立提到了担保会保险契约中的责任免除条款，这是基于战争附加险在当时还未普及的情形下推出的。 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贸易通志》的出现，如同黄时鉴先生所指出，“它的一个重要的客观效果却是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口”[4](P308)，直接影响着魏源、梁廷枏等中国近代早期的有识之士，让他们了解到保险在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乃至国家商业贸易中的作用，从而结合中国国情，对保险提出更加深刻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