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如所周知，中国古代财政史、古代税收史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其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运用现代财政学、税收学的理论和概念，去阐述中国古代的财税史实。由于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传世古籍和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字资料，我们在研究中必然要面临现代财政学、税收学的理论、概念与中国古人用语二者之间如何契合或调适的问题。 例如，前些年我们在编纂《中华大典·经济典·财政分典》时，根据《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的要求“编纂的目的是要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献中各学科门类中的各种知识，溯本求源，正流清源、按现代学科的分类方式汇集整理，以更好地传承中华文明”，在设定关系到资料的取舍与分类的经纬目时，如何才能力求做到既古为今用，又不圆凿方枘，就令人颇费心思。[1]再如，去年以来，我们承担黄纯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模式演变研究”的子项目研究，以及参加中国税务学会组织的多卷本《中国税收通史》的编写工作，也遇到一些问题，如：如何借用现代财政学的“地方财政”“分税制”等概念，去研究中国古代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如何借用现代税务所采用的税类、税种、税项的相关概念，对古代税收进行分类以及将历代的具体税种、税项；等等。下面以“农业税”与“田赋”为例，略抒己见。 二、“农业税”“田赋”的内涵与外延 现代税收学理论认为，纳税义务人、计税依据和征收对象是划分不同税种或不同税类的基本要素。现代中国税务使用的“农业税”概念有两种涵义。第一，指独立的一个税种，是“国家向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收益税”。[2]例如，1950年9月3日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有：1.“凡有农业收入的单位或个人，除《条例》规定的免税者外，都为农业税的纳税义务人。”①2.“以土地的常年产量为标准，以市斤为单位核定农业收入。”“按填造农业税清册时农户的实有农业人口计算农业人口。”这是关于计税依据的规定。3.“农户以户为单位，按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农业收入多少，确定其税率。”公营农场、祠堂、寺庙、学校、养老院、医院等另定税率。4.“以征收当地主粮为主，也可以折征其他粮食、农产品或货币。”5.“税额全年一次计算，分夏秋两次征收，夏收较少的地区也可以在秋季一次征收。”同时规定了有关农业税调查登记的事项，有关减免、奖励事项。[3]第二，指税类，包括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5个税种。[4] 再看中国古人用语“田赋”所涵盖的税种，特别要关注的是其中涉及的纳税义务人、计税依据和征收对象等要素究竟是什么。 “田赋”一词在春秋时期就出现，[5]后人的训诂多强调其计税以田地为依据，至于征收对象是什么，则解说有所不同。[6]而唐人颜师古却把“哀公用田赋”解读为：“田赋者，别计田亩及家财各为一赋。言不依古制，役烦敛重也。”[7]这是把“田赋”训读为“田、赋”，代表“田亩之赋”和“家财之赋”两个税项。不过，“田赋”一词在宋代之前的文献中使用尚少，且只是泛称，不是官方使用的税项、税种或税类的正式名称。因此，如果要以“田赋”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税”类的名称，在宋代之前缺乏足够的语言例证作为文献支撑。 宋元以降，把“田赋”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类别的名称较多地见诸官私文献，但其内涵和外延多宽泛甚至驳杂。例如，宋人周应合撰定的《景定建康志》卷四○《田赋志序》，所列的“田赋”内容，先是记述“税赋”，包括“夏料管催”的折帛钱、绢
、丝、绵、小麦、麻皮等色日与数量，“秋料管催”的苗米、穰草、布、芦
、折草豆钱等色名与数量，又注明：“右五县田赋之数，参之乾道旧志，百年之间，互有亏增。”[8]这里的“田赋之数”显然属于现代税务意义的“农业税”类。可是，该书卷四一《田赋志二》记载的内容，一是“营租”，称：“绍兴初，以闲田立官庄，以畸田募耕垦，此营田所中始也。初以军耕，后以民耕。初以稻入，后以镪入。初以饲马，后以饷军。初则优其课、蠲其征，而民乐趋之；后则民畏之，畏欲避之而籍不能改矣。今其租入隶于总领所。”二是沙租，称：“沙租云者，沙碛之地，民垦而业之，或以种谷，或以长芦，而县乃收其租焉。”三是圩租。就这三项“租”的土地所有权而言，只有“沙碛之地，民垦而业之”可以视为民田，所收之“租”其实是“田税”。“营田”和“圩田”则均为官田，官府募民耕种，收取“营租”和“圩租”。按现代经济学、现代税收学的理论判断，它们都不属于现代税务意义的“农业税”范畴。宋元人使用“田赋”一词时其内涵将“租”与“赋（税）”混同的现象并不鲜见。如《宋史》卷《食货志上二·赋税》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