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08-0143-13 “满洲问题协议会”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内阁为协调和解决日本陆军省、大藏省和铁路部门围绕在东北的铁路问题和驻军之间所产生的不同意见而设立的机构。其中，尤其以1905年5月22日日本内阁所举行的协议会最为重要。该次会议不仅基本上中止了日本陆军省和其他省厅之间的对立意见，而且还确立了其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所形成的“满铁”和关东都督府等殖民统治框架。另一方面，在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比较关注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地区成立的“满铁”公司以及其后所形成的“满铁”、关东都督府和奉天总领事馆的“三头政治”等议题。固然，这些研究对于揭示近代以来日本的“大陆政策”和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北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渗透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俄战争后日本朝野在有关东北殖民统治政策上进行争论的意义，尤其是“满洲问题协议会”上所形成的“满铁”与关东都督府之间权力关系的学术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以日俄战争后日本朝野中有关日本在东北殖民地统治中的权力构筑议题所产生的政策争论以及其后日本政府所举行的“满洲问题协议会”作为研究线索，以期探讨日本通过“满铁”与关东都督府来构筑的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战略构想，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满铁与关东都督府(关东军)在东北殖民统治构造中的权力形成议题以及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 一、日俄战争后日本朝野围绕东北殖民统治政策的争论 1.桂太郎与小村寿太郎之间的争论 日俄停战后，日本朝野围绕中国东北的铁路线权益和殖民统治形式的争论，最早始于日本外交代表赴美国军港朴次茅斯同俄方外交代表进行外交谈判期间。 就在日俄两国代表赶赴美国军港朴次茅斯进行外交谈判期间，日本国内也迎来了一位从美国专程赶来的客人——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一行。哈里曼本人是当时美国经济界颇有权势的铁路大王。日俄战争期间，哈里曼与其关系密切的美国坤络公司曾大力承购了日本在美国发行的战时公债，有恩于日本。哈里曼在美国听到了俄国将中国东北的铁路“让渡”给日本后，认定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已经倾其所有财力，由此，战后的日本不会有太多的财力来经营东北铁路权益。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哈里曼来到日本后大力推销其设立联结欧亚大陆的大铁路网计划。哈里曼一行来到日本后，先后同日本大藏大臣以及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元老见面，并于同年10月12日，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为其举行的午宴招待会后，同桂太郎签署了关于中国东北旅长铁路收购计划的《哈里曼—桂太郎预备协定备忘录》(以下简称“哈桂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美国“以筹集收买日本政府获得的满洲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和恢复、整顿、改建并延长该铁路，以及改善大连铁路终点所需资金为目的，拟组织一个辛迪加。当事双方对获得的财产具有共同且平等的所有权与代表权”①。哈里曼在获得了这份预想之内的礼物后乘船经由辽东半岛日军占据的旅顺、大连后，取道天津返回了美国。就在哈里曼动身回国后的同月16日，日俄媾和谈判中的日方谈判代表、时任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小村寿太郎也乘船回到了日本东京。小村在得知“哈桂备忘录”的内容后，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为此，日本政府致电尚在回国途中的哈里曼，取消了哈里曼同桂太郎之间签署的备忘录。 当然，小村寿太郎之所以能够成功阻止哈桂备忘录的实施，并不是如小村传记中所做的贴金式的描述那样，小村寿太郎具有睿智和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小村外务大臣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源于明治宪法下确定的日本内阁制度赋予外务大臣的外交特权。 诚如所知，二战前日本内阁制不同于二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体制下的内阁制度。战前的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日本内阁制度，其内阁总理大臣既不是众议院和贵族院选举产生，也不是通过具有选举资格的选举人选举出来的，而是依靠明治维新中的“开国元老”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等人圈定后，再由明治天皇“亲任”的。虽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得到“开国元老”的青睐，但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元老手中，只是在内阁阁僚的合议制下的首班大臣，不仅阁僚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需要日本中央军部的推荐和同意，并受到日本中央军部的制衡，而且其外交权也是外务大臣专属权力，内阁总理大臣无权干涉。小村寿太郎因日俄谈判赴美后，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桂太郎虽然代理了外务大臣职务，但只是代理外务省的日常业务和一般文件签授权，而没有外交决策权。小村寿太郎之所以能够成功阻止哈桂备忘录的第二个理由就是，日俄媾和条约中俄国“让渡”给日本的东北权益均需要清政府的同意。 1905年10月，小村寿太郎在从美国回国的船上曾草拟了一份题为《韩满施设纲领》的文件。该份文件比较能够系统地体现以小村寿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文官在日俄战争后经营“满洲”的政策方针上的态度。在该份文件中，小村寿太郎除主张日本从俄国手中“继承”的“满洲铁道”应由日中两国持股，并发行股票组建“铁道株式会社”外，还主张在辽东半岛租借地应设立“辽东总督”，其总督负责统辖该地区的“政事、军事及经济总体事务”，并负责“满洲铁道的守备”。②小村寿太郎的这些主张与其后出任“满铁”公司首任总裁的后藤新平的政策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1905年8月，时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也通过台湾总督兼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儿玉源太郎的渠道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题为《满洲经营策梗概》的建议书③。后藤新平的该份建议书也因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文装的武备论”的“元祖”而闻名。后藤新平的该份建议书比较长，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建议：第一，辽东半岛租借地的统治机构设为辽东总督府；第二，作为“满洲铁道的经营机构，应设立满洲铁道厅，并作为政府直辖机构”；第三，为防止总督府与铁道之间意见冲突，“铁道厅长官可由总督兼任”。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