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了迅猛发展，如何对此加以解释，成为了理论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众多研究者将重点放在了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之上，在他们看来，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以及这些调整所诱致各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在中国经济40年的高速增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分析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总体特征时，不少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概念和模式①。较早引起学者们注意的是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轨时期经济表现的差异，一些研究指出中国和苏联在中央和地方关系安排上存在着根本不同，并提出了“财政联邦主义”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更好表现(Qian et al.，1993，1997)。与此同时，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在产权保护、法治、政企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上却明显滞后，这样的“中国悖论”促使一些研究提出了“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并强调此模式下地区竞争对于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许成钢，2009；Xu，2011)。对地区竞争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阐述的是张五常提出的“县域竞争论”(张五常，2004)。由县域竞争论拓展而来的“地区竞争模式”，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时的有效性也日益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张军等，2008)。在宏观层面上确认了地区竞争模式与经济增长的紧密联系后，学者们又试图从微观层面上弄清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是怎样促使地方政府和官员具体参与到地区竞争中的。一些研究从地方官员面临的激励环境入手，提炼出“政治锦标赛”概念，强调地区竞争下政绩考核形成的“锦标赛”，充分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并认为官员的政治锦标赛加上有效的市场竞争而导致的“官场+市场”模式，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周黎安，2017)。尽管对于是否存在这样的政治锦标赛、以及该锦标赛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存在着不少的质疑和争论(陶然等，2010)，但研究者对地方竞争模式下微观层面的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和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理解，均大大地加深了。 此外，虽然基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探究，使学者将目光聚焦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演变上，但对于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讨论，却不只限于经济学领域。在政治学领域，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和调整，一直是被关注的重点。有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向地方放权的情形，提出了“行为联邦制”以刻画中国独特的中央和地方分权模式(郑永年，2013)。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施，中央和地方在“财力”“财权”“事权”“支出责任”如何合理配置，逐渐成为了研究的重点(王浦劬等，2016)。在法律学领域，如何推进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向来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问题(张千帆，2009)。在社会学领域，针对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中呈现出的种种问题和现象，一些研究提炼出了“压力型体制”“项目制”“行政发包制”等一系列概念和模式(荣敬本等，1998；渠敬东，2012；周黎安，2017)，极大地丰富和细化了对相关制度安排的理解。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尽管当代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在制度安排和具体形式上，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某些现象尤其是现象背后的制度逻辑上，却与传统中国有着类似之处。基于组织学研究的角度，有研究将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所面临的共同困难，总结为“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试图从历史的长程揭示出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层密码(周雪光，2017)。 综上，横向从经济到政治、法律和社会等诸领域；纵向从当今时代到历代王朝，学术界在总结概括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特征和模式，用中央和地方关系演变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刻画地方官员的激励和地方治理机制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然，面对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这样复杂的现象，任何概念和理论也不可能做到毕其功于一役，已有的研究在概念的准确性、理论的解释力上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例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经常借助于模型、计量等手段，简洁清晰、规范程度高、理论抽象能力强，但弱点在于对权力形态及其结构的把握不足。中央和地方关系涉及到大量的权力安排及其运行，不同国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配置往往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经济学者在提炼、运用各种概念和理论来总结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时，易于随意地把其他国家的情况套用到中国、把经济领域的概念套用到政治领域，从而发生“错置具体性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例如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联邦主义”来刻画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用“行政发包制”来概括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行为、用“政治锦标赛”来描述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它们的确抓住了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一些鲜明的特征，但因为弱于权力关系的把握，漏掉甚至误判了一些更为根本的内容②。与此相对，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已有研究，长于描述中央和地方关系中林林总总的现象，挖掘背后社会治理的机制和制度逻辑，但常拘泥于一时一地一事，容易给人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而那些基于历史长程对于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分析，虽然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在传统和当代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但忽略了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当代中国的“中央和地方”问题与传统中国的“皇权与官僚集团”矛盾相混淆。 此外，已有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研究，更多是对现状的解释和总结，难以为未来的实践指明方向。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曾取得显著成绩的地区竞争模式，日益暴露出地方保护主义、生态环境保护不力、地方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中央和地方关系亟待调整。但在现实中，中央和地方之间事权调整的步伐缓慢、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的进程迟滞，中央和地方仍然陷入不断放权和收权的“治乱循环”之中，理论界尚难以就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未来的演变前景达成一个较为明确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