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均GDP从世界第171名跃升到第70名①，GDP总量从第9名跃升到第2名②，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3.05%提高到2016年的31.53%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迹，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中国教育是这个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造这个奇迹的重要动力。据统计，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从1981年的12.62%提高到2016年的77.4%，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2016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4%，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教育毛入学率从1981的39.56%提高到2016年的87.5%，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81年的1.6%提高到2016年的42.7%，超出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的PISA成绩和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都有不俗的表现。教育的发展使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6-5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1年的不到5年上升到2016年的10.35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由1982年的0.58%上升至2015年的12.44%④；中国人的预期受教育年限在1990年为8.8年，世界排名为119名，而2015年提高到13.5年，世界排名上升到第83名⑤。 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是很多学者的兴趣。70年前，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出版了《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国和美国进行对比研究的专著。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中国、中国不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在很长时间里面，“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费正清，2000，第132-134、451页)。可是，在他1991年临终前两天出版的《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一书中，他却说：“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我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费正清、戈德曼，2001，第492-493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1910-2013)在他102岁的时候，写了一本名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的书。在他看来，中国很成功，她的发展还会得到延续，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因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科斯、王宁，2013，第206页)。 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现代化也不只有一条道路，更没有一条标准的道路。中国国家和教育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现代化有多种通道，彰显了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世界意义。 本文想要阐明的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传承本国的传统，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创造性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的“双优先模式”，即“国家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优先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模式。这两个“优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双轮驱动(如图1)。
图1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双优先模式” 一、国家优先发展教育 把教育放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各项民生事业之首，优先发展，是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国家政策和历史实践。 (一)教育第一 1.中国领导人认为，要追赶发达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优先发展教育，现代化才能加快实现 1977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之后不久就自告奋勇地要求抓教育。他说：“我们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何东昌，1998a，第1573页)。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何东昌，1998a，第2796、1573页)。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何东昌，1998a，第1577页) 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何东昌，1998a，第2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