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役钱计征方式的演变　　

      唐至北宋前期，官府轮差乡户承担州县与乡村的基层政务，这种政府职能的提供形式被称为“职役”。至宋前期，职役已成为困扰地方社会与宋朝基层统治的严重问题，并促成宋廷一系列役法改革尝试，其中以北宋熙宁中期开始施行的雇役法的影响最为深远。所谓“役钱”，即在雇役法之下，官府向乡间主户以“输钱免役”之名义征收的“免役钱”与“助役钱”的总称。役钱在熙丰雇役法施行之初，主要用于支付替乡户应职役的代役人的薪酬(当时被称为“雇直”)，以及吏禄，因此属于为解决民户职役重难而设立的专项基金。随着征收的常态化，除缓解民户职役困苦外，役钱又被赋予了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功能，由此超出雇役法的范畴，成为宋政府财政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与役钱问题相关的研究有3类：一为探究宋代职役问题者，②二为针对王安石变法问题者，③三为研究宋代财政史者。前二者之侧重点不在役钱，故往往将役钱征收视为熙丰雇役法的一个小分支，即使对其偶有提及，亦只从役法条文的字面上理解，对其实际执行与制度演变缺乏关注，由此引发不少误解；后一种论著对役钱的关注度较高，其中不乏力作，④但多从役钱与其他财政收入的关系、役钱的支出与民户负担等角度切入。至于役钱的计征问题，始终是研究中较为薄弱的地方。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一文描述了宋代户等制度的变化，其中涉及役钱征收对五等户制带来的冲击。⑤但由于该文侧重点并非役钱计征，所以只是对役钱开征以来北宋户等制渐失章法的现象进行了呈现，而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不同计征依据出现的先后及演变关系等未遑具体分析。

      役钱征收与宋代其他制度(如户等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役钱计征办法演变过程中，朝廷和地方官府如何互动？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计征办法的选择？在制度初创时，役钱计征有何原则？其实践与法律条文之间有何差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什么导致了役钱计征制度本身的变化？什么决定了其变动方向与最终样貌？笔者愿对此略陈管见，以求对“役钱”形成相对确切的理解，且对熙丰变法及宋代财税制度的演化机制有所揭示。

      役钱的“计征对象”，或者说计征客体，主要指役法中规定计征役钱的目的物，如田产、物力等；而役钱的“计征依据”，主要指在计征对象确定的前提下，对目的物据以计算征收额的标准。在本文中，此两者被统称为役钱的“计征办法”。汪圣铎曾据《中书备对》把熙宁九年(1076)各路的役钱征收办法列出，⑥但是1年的数据所描述的历史面貌难免失之静态与平面；更重要的是，《中书备对》收录的是各路上报的役钱收支的汇总，对数目的准确性比较重视，但对征收程序的描述则不一定追求具体细致。就笔者所见，在熙丰年间，各地对役钱的实际计征办法已存在与《中书备对》描述不一致之处；如果考察范围下探至南宋，则可发现即使在同一地区，役钱计征办法也随时间推移产生了不少变化。因此，本文以《中书备对》为参照，旁搜各地在不同语境、不同时期形成的史料，制成表1，并以此分析各地向朝廷反映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之异同，考察各地役钱征收依据与对象的演变轨迹。

      

      表1的第一栏为现存有计征记录的路分名称。第二栏为《中书备对》中所显示的各路上申朝廷的役钱计征办法，也就是各路役书中的条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条文反映的是雇役法推行之初，地方官府愿意向朝廷展现的信息，因此离实际情况当有一定距离。第三栏所引记录来源较广，相当部分具有无意史料的特征，因此更能反映各地役钱的实际计征情况。若将其与第二栏对比，则可发现法律条文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别；若将其按时间顺序加以比较，又可发现实践中的变化。因此在第三栏中，笔者尽量考证每条史料所记述的现象出现的时间，以便形成对役钱计征办法的动态认识；又尽量挖掘对相关计征办法有所建言的官员的身份信息，并以下划线标示，以作为探索制度变化动因的实例。第四栏则是对比第二、三栏的计征办法后的初步分析。由于史料所限，⑦表1所列数据仍无法完整反映宋代各时期、各地区的役钱计征情况，但若据以了解其发展的大致趋势，则模略可用。通过对比表1中不同地区的计征办法，或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不同产生背景的文本，可以发现两宋役钱在计征上的3个趋势：一是各地役钱计征由形式多样转向趋同；二是计征依据从细分户等，到按财产直敷；三是计征对象由多样化向单一化演变。

      二、开征初期计征办法的千差万别

      表1中触眼可见各地计征对象与依据差别甚大。不但各路不一，甚至一路之内，其计征办法也难以同于一律。秦凤、永兴军等路，已方田处与未方田处的征收办法有差异；荆南、江南东西、福建、河东、河北东西、夔州、利州等路的计征则是乡村与坊郭有别；而成都府、梓州路等，不同的州县采用不同计征办法。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原因有二：首先由于宋代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北方传统农业区和两浙、福建等地的多样经营区，川地产茶区，还有两广琼崖一些农业极不发达地区，民户获取收入与体现财富的方式各不相同，于是各地统计财产的方法就不一致，由此而产生的役钱计征办法也就难以全国统一。其次，中央为缩短差役与雇役这两种新旧制度的磨合时间，减少役钱征收的阻力，在全国性役法的统一性方面做出让步，亦是导致各地标准差异的原因。役钱制度是一个全新的方案，如果强求全国计征方式划一，容易导致推行窒碍之处的激烈反弹，中央若针对这些地区做出全国性调整，又难免打击已经顺利施行的州县的积极性。梓路判官冯山云，其与同僚研究本路雇役推行之法，“……独衙前、弓手之类，稍难处画，不得不差缓岁月，然后成就。自去年冬末已后，访问诸处，仅能成书，方议奏报，而旋有新制……半年之间，改动者数四，官吏惶骇，不知定议……然则役法何时而定耶？”监司州经过仔细谋划而制定的役书，正欲上报并施行，却遇到朝廷冲改的政令，数月心血，“文书烦浩，旋为弃物”，⑧难掩沮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