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4-0026-08 如果从190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国债史》算起，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中国经济史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同时，经济史学对中国历史学、经济学，特别是前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史出现了某种“危机”或者说“衰落”的征象。①虽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在某些领域也还有所突破，但整个经济史很少产生有重大影响的成果，这使得经济史学已经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碎片化”的现象较为严重。②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较长远研究规划目标的，有共同方法、问题意识的研究团体也十分罕见。中国经济史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在不断萎缩。 出现这一现象，有许多原因。就客观而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学与历史学界的关系更为亲密，因此，史学危机自然也影响到了经济史学。所谓史学危机主要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挑战和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质疑。③不过，更直接的原因或许与中国历史学的基本范式转型有关。从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是在革命史观的框架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学界，现代化史观取代了革命史观。④中国经济史学也走过了大致相似的历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现代化史观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受到明显削弱。与此同时，对现代化史观有所反思的“中国中心观”一度兴起，他们主张寻找中国历史独特性，探寻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因素、特征和模式。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扎实的实证研究也并不多见，这一史观的建树和影响力有限。理论创新的匮乏是实证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的代际更替，围绕着课题、项目等短期目标的学科建设，以论文发表数量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学术界懒散、大锅饭的局面，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来就不那么健全的学术共同体及其学术伦理，对学者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雄心造成了伤害，乃至在有些领域，学术研究基本的严肃性都成为问题。⑤对于较为基础、研究周期较长的历史学而言，学术机制变革的负面作用或许更为严重。 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机遇。首先是大量新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由于科研经费的相对充足，对史料的发掘、整理有了很大的进步。民间文书、地方档案被广泛搜集整理，其规模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值得庆幸地是，由于技术进步，许多文献资料被电子化、数据库化，这使得较为全面地利用这些大型史料成为可能。目前，经济史学界已经建成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库，还有学者个人为了研究方便所建立的许多小型数据库。大量资料和新的技术手段给克服“碎片化”带来了新的可能。 其次，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年来，随着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史学颇为受益，诸如量化、可视化、网络分析等方法都已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科技革命的出现，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时代命题，对于经济史学而言，其冲击或许更为强烈。从学术史来看，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几次高潮都是在这样的时代命题的催迫之下出现的。 如何应对以上的挑战和机遇，关键在于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和方向的判断，以及对于不同选择背后的历史和学术含义的把握。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顾和检讨中国经济史的百年发展历程，检视其中的经验和历史逻辑，以期在未来的方向性选择中更为自觉。 一、社会史大论战与“五朵金花”中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散的成果，缺乏系统的研究。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感到迷茫。为此以《读书杂志》《新思潮》等杂志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的核心是如何判定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论战延展到对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论战的主要问题包括：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大多与经济史有密切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并形成了三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史流派和学术团体：理论派，以及分别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陶希圣的《食货》杂志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对于这三个团体，学界多有研究，本文不拟赘述。⑥这三个流派奠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这三个学派各有特点。就与大论战的关系而言，理论派紧紧围绕社会性质问题。食货派也较多受到论战的影响，他们偏重于研究中国中古以前的历史，主题大多与社会性质大论战相关，是其深入和细化。社会科学所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与政治性较强的论争加以区别，社会科学所的核心汤象龙强调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专题研究，他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一步步地做去，将来也不会发生以前那样空洞的论战，因为一切都根据的是事实，有了充分的事实摆在前面，大家也毋庸空论了”。⑦社会科学所的主要研究人员，都没有参与社会性质大论战。但这种态度其实正是他们对大论战的一种回应，虽然是以一种对立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