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在1962年高呼“再见帝国”①时，他也许会惊讶于仅在半个世纪之后，帝国便再次回归。②而或许更令其难以置信的是，此次被冠以帝国名号的竟然是美国，且是以冀望美国成其为是的立场来赋予它这一名号的。虽然有如约翰·伊肯伯里等论者指责的那样，“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只会“引致一个更具敌意的国际体系，从而使其愈发难以实现美国利益”③，并且对查莫斯·约翰逊而言，它最终将会导致国内自由政体的病变，因为“黩武主义，权力的傲慢以及那些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委婉表述，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政府的民主结构相互冲突，并扭曲它的文化和基本价值”④，但就现实来说，越来越多的论者开始“准备使用帝国一词来描述美国过去是，将来是或应该是的情状”⑤。尤其是对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不仅无须为此愧疚，且还应当为此自豪，因为正是作为“仁慈帝国”的美国“保障了国际安全和繁荣”，从而使其“有益于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一旦美国衰落，“对世界其他地区人口造成的损失将远大于，并且也远快于对美国人造成的损失”。⑥ 不过，在理查德·艾柏林看来，尽管“9·11”事件使人们普遍认为新保守主义者是吁求创建“美利坚帝国”的主要声音，但在之前的10年间，依照美国的设计，那些为开创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而要求对外干涉的呼吁，却主要来自于美国政治光谱中的自由主义一面。⑦“9·11”事件虽然使新保守主义者成为这些呼吁的首要发声者，却也使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可以开始毫不避讳地将这些呼吁同对“美利坚帝国”的支持联系起来。在他们而言，美国成为帝国或许并非不可接受，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如曾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的伊格纳季耶夫即主张：由于对大国安全至关重要的边缘地带缺乏秩序，且又无力自我摆脱暴力和混乱的恶性循环，因而不得不需要美国扮演柔性帝国(empire lite)来塑造秩序，保障人权，并在此基础上教会“这些只懂得自相残杀的人以自由选举、法治和民主自治”。尽管他同查莫斯·约翰逊一样意识到帝国和自由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因其相信此一帝国是“暂时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民主的”，而远不如约翰逊那般担心这会腐蚀国内的自由政体。相反，伊格纳季耶夫担忧的是这个“民主帝国”可能会因国内民众缺乏耐心，而无法担负起耗资巨糜、耗时巨大的帝国负担。⑧ 不过，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便是：为何通常被认为天然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会将帝国视作可行乃至必要的选择?对此，本文将会整理各位学者对此一问题的解答，归纳出两种解释路径：外部解释路径与内部解释路径。前者强调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扩张的缘由主要在于帝国统治有助于管制对象，即“未开化民族”的进步；后者则主张帝国扩张事实上有助于帝国内部的自由，由此才会促使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的对外扩展。在此基础上，本文会分别详述两种解释路径的逻辑及其存在的不足，并最终就此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 一、为何支持帝国扩张：两种解释路径 通过梳理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史，意大利哲学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发现自由主义者自始至终都与奴隶制度、殖民主义等明显违反自由主义原则的行为纠缠不清。究其缘由，在洛苏尔多看来，是因为自由主义者“界定了一个受限的神圣空间”，只有在这一“神圣空间”内，自由主义原则才可无所顾忌地加以施行。而对于处在“神圣空间”之外的群体，自由主义原则将会退避三舍，取而代之的是针对此一群体的“奴役”，“或多或少显明的征服”，甚至是“大规模的屠杀和灭绝”。由此，“自由主义被改造成了一种支配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战争的意识形态”。⑨在纽约市立大学特聘教授乌代·辛格·梅塔看来，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划定这一排他性的“神圣空间”，并将“征服、奴役、屠杀”此一空间之外的群体当作是合法的，则是因为在他们认为，“神圣空间”之外(梅塔称之为“陌生社会”)的生活方式只是“临时性的”，不“合目的性的”，并因而会趋向“不整全”“静止”乃至“落后”。相反，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则明显处于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更为卓越的知识结构，更为可靠的科学，更为一致的道德，以及更为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由此使得控制“陌生社会”，对其加以教化被认为是“正确”，甚至是“必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谓的“征服、奴役和屠杀”实际上是推动“陌生社会”顺应历史走向的无奈(但有益)之举。⑩ 芝加哥大学副教授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几乎完全接受了上述二者的逻辑，只是她更为强调自由主义者支持帝国扩张的条件性。在其而言，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曾极为坚定地反对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但随着欧洲在19世纪相对于世界的勃然兴起，自由主义者开始以一种更加自信的态度接纳对欧洲社会与非欧社会分属“文明”与“未开化”的判断(11)，并进而将推进文明扩展至落后的非欧社会视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皮茨所说：“在兴起于19世纪上半叶的帝国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意象中，欧洲站在了世界历史的顶点，此一优势被认为可以赋予欧洲人必要的知识和道德权威，从而将进步强加于欠发达社会，当暴力和强制被明达和善意的殖民当局视作是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它们。这种进步主义的普遍主义论证了欧洲的帝国统治是落后社会的福利，认可了对许多当地国家主权的废除，并批准了针对殖民地社会的教育、法律、财产和宗教体系的干涉政策。随着这种帝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一种更为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普遍主义——以所有人类的平等理性作为前提，相信管制欧洲内部关系的道德和正义标准理应适用于欧洲人处理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黯然消退。”(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