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生态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社会意义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走过一大段漫长的弯路之后也逐渐清醒起来了。从西方最早的资本主义思潮——人文主义开始，人们自以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随着人对自然残暴掠夺的有理化，在“西方中心”与“西方优越”论的支撑下，发达民族对落后地区的掠夺开始了，殖民主义这个肆无忌惮的怪物践踏着整个世界，生于自然、长于自然的人类，开始走上了背叛自然、与自然对立的道路。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正是建立在对自然、对他人的野蛮掠夺的手段之上的社会现实，所以，它一诞生就“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号召人们运用科学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公有制）来改变日益畸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充分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所产生的重重恶果。在《自然辩证法》这部试图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成一个整体系统的伟大著作中，恩格斯论述了人类“源于自然”、“超越自然”并进而发展为“支配自然”、“毁坏自然”的整个行为过程——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3] 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炭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4] 面对人与自然越来越背反的现实，恩格斯向人类提出严正的警示：“我们统治自然，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5]“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6] 令人十发遗憾的是，在谈及人类自身永无止境的“需要”和自然界有限的“供给”这一“绝对对立”的矛盾时，这部光辉著作的手稿随着作者的去世而永远地中断了！[7]也就是说，如何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来深入认识并逐步改变这种“绝对对立”的状态，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合理位置，以求得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关系的亲善和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恩格斯留给了所有的后人来共同思考和逐步实践。 现代生态环境、生物工程、文化人类学等新兴科学所涉及的领域，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命题越来越靠近，我们便越来越感到这一思索的沉重与严峻：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圈失调，由资源再分配引发的人类之间的种种不协调关系，已经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要解决人类生存史上这个最大的难题，仅靠上述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是无法的。整个人类都应当积极自觉地行动起来，让全人类的所有个体成员在思想上确立深刻的生态意识，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认识人与人应当拥有的和谐关系与社会秩序，在这一基础上推进人类所有个体成员精神、智能、创造力、亲和力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这是人心所向的“21世纪人类行动纲领”。而实施这一纲领的基本任务，历史地落到了现代教育的肩上。 人与自然的对立，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毫无节制的摄取，更源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与掠夺。因此，人与自然的重归于和谐，首先必须以人和人的平衡、和谐关系作为基础，这本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人类不要期望有一种如有神助的革命创举，就能够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和谐美满的理想。 人对自然的无休止的掠夺，导致地球上1/4的土地日趋沙漠化；人与人之间长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造成了人类心灵世界的情感“沙漠化”。要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漫无边际、满目疮痍的精神沙漠与物质沙漠一点点地逐步化为绿色的原野、绿色的生命通道，除了依靠现代教育的逐步熏陶、依靠现代生态意识的逐步觉醒，是别无他法的。对此，现代教育便有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从另一个角度讲，孤立的、静止的、封闭的学校教育体系，忽略了教育客观存在的多元特征，既无力引导教师和学生从教科书本中走出来，做到知识与技能的早期结合，也无法将学校教育同家庭教育、社区教育构成一个整体系统，更不能把早期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技术理论教育放到一个完整的过程中来思考问题，寻求对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教育阶段的教育功能和社会效应……总而言之，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我们：如果不用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教育的改革，如果不将生态意识融会到整个现代教育的管理策略之中，如果不建构一种真正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教育生态系统，那么，我们所强调的现代教育的历史责任将是无法付诸实践的。 教育生态系统的建构，将是21世纪人类教育中心课题。然而，究竟采用何种传统原素和现实精神来创建教育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教育乃至整个生存环境的改善具有更为科学的预见性和更为广泛的指导性呢？ 当今世界上不少有识之士将人类传统精华作了深入分析比较和筛选，东西方学者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上的绝对要求”，“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对亲密的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8]我们并不认为所谓“孔子的思想是21世纪的统治思想”是一种科学的现代选择，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中国的传统思想即儒、道、墨、禅等各家学派的思想精华中，的确包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统一的哲学观点和实践精神，而且其思辩的深度和实践的广度远远超出了历史上其他流派的人文思想体系。 在上述思想体系的支配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在思想上讲求“天人合一”与“人伦关系”：一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强调人与人的亲善；在方法上强调“身教”和“感悟”，主张“知行合一”、“因材施教”；在教育目的上则把增强个人修养看作是促进家庭兴盛、国家繁荣、天下太平的基础环节。一部中国教育史似乎就是在循序渐进地实现一个目标，即在丰富人们知识修养的同时，诱导人们找准自身生存发展的座标。“一年之计，莫若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9]这一雄辩的论证，蕴涵了教育生态科学理论的完整原素。
